门外唱着《造反有理》，门内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声循环反覆，声势越来越大，互相都企图压倒对方。机关干部怎能唱得过文工团呢？他们渐渐地败下阵来，再无精力了。群众接待站的一个值班员从墙上露出头来，把一个直流电手提式扩音器伸出墙外，混杂在歌声中向文工团的人喊话：“同志们！同志们！请安静一下！请安静一下！”可是人们不理他，把歌声唱得更响。那位值班员只得将就着开始了他的宣传：“同志们！首长要我告诉你们！请你们回团去！搞好本单位的革命！有什么问题请派代表来谈！请派代表来谈！不要衝击政治部机关！不要衝击政治部机关！”
“怎么办呢？”赵大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斗争，免不了有点心慌，把范子愚从队伍中拉出来问。
“坚决不撤退！”范子愚将手掌往下一砍。
“可是进不去呀！”
“请地方造反派来支援，把声势搞大点。”
“不！”赵大明顾虑着说，“那样一来，事情就复杂了。现在都是军人，部队内部的事，出了点问题也好办。地方造反派一来，你知道里面有些什么人？”
“什么人？造反派，革命左派。”
“恐怕……”
“你不行，你不行，”范子愚边说边挽袖子，“你没有到北京串联，还是那个保守思想，温良恭俭让，你不要管，我来。”范子愚跑进军人俱乐部去了一阵，出来时把灯光师从队伍中叫出来，附耳向他交代了一个任务，接着又来找赵大明。“你赶快写篇稿子，”他喘着气说，“揭露兵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写上我们的要求：第一，严惩反动路线的打手——工作组组长；第二，立即把整群众的黑材料交给被整的人。要说服机关干部和战士，叫他们站到我们这边来。快！扩音器一装好就要广播。”
赵大明痛快地接受了任务，躲进俱乐部写稿去了。院内的手提扩音器不断在重复喊着原来那些话。院外的造反者仍旧在唱歌。夹在中间的警卫战士，完全被动地没有表情地齐声诵读着毛主席语录：“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陈镜泉政委和他的秘书徐凯匆匆忙忙从楼上下来，上了车，命令司机把车子往小楼后面开去，在那里钻进了一条通往地下指挥所的秘密通道。这通道不宽，仅够两部轿车并行通过。洞顶亮着柔和的灯光，洞底的道路平坦光滑，弯弯曲曲向前延伸。行车不久，便来到地下指挥所外面的停车处，司令员的黑色轿车已停在那里。
政委下了车急忙走进指挥所，司令员已坐在那里吸烟，邬秘书在挂电话，还有几个参谋和干事在旁边等着分配任务。“我早就晓得他们会来这一手，怎么样？来了吧！连春节都不让过了。”司令员脸部表情轻鬆，简直还有些得意，见政委一进门就大声地迎着他说。
“情况怎么样？”政委问。
“政治部组织了一些人挡在门口，僵住了。”一个干事回答。
“要说服，要说服，要耐心说服。”
“你不要枉费心机了，”司令员说，“他们不会听你的。”
“道理讲清楚，会听的。”
“唔，你看吧！”司令员吐了一口烟，吹出去很远。
“我们今天莫发脾气呀！”政委提醒司令员说。
“不发脾气，”司令员慢悠悠地说，“你看我这个样子，像个要发脾气的吗？”
政委把一个干事叫到跟前吩咐道：“告诉电影队，把广播喇叭架起来。”又转向司令员说，“你看呢？”
“要得。”司令员说。
“那你去吧！”政委把干事派走了，又对徐凯说，“你起草一个稿子，交给政治部向文工团宣传，告诉他们，这里是海岸前线，部队担负重大的战备任务，现在又是春节期间，要提高革命警惕，不能把兵团领导机关搞得瘫痪了。内部的事好解决，不要采取这种形式。就是这些意思。”
徐凯记录下政委口授的内容，找了条凳子坐在指挥台旁边，开始起草了。
政委又把另一个干事叫来，吩咐道：“你到政治部大门口去，情况有什么变化，及时打电话告诉我。还有，把那里的实况通过作战指挥系统传送到这里来。”
那干事领命去了。
司令员像无事人一样，一隻手拿着香烟，另一隻手背在后面，在指挥室里踱来踱去，眼睛望着周围的墙上，发现这里也变成了“红海洋”，好像有点惊奇。他见徐秘书拿着写好了的宣传稿出去了，走过来对政委说：
“你的都布置好了？”
“好了。”
“那好，先看你的吧！等你失败了，再来看我的。”他说完，把手上的半截香烟往烟缸里一戳，转身走向一部电话机，拿起话筒说：“接高炮独立二十六师，找他们师长。”不出几秒钟，电话已接通，司令员说，“我是彭其，你的高炮连什么时候能到？……不行！一小时以内必须赶到，现在是……”他抬头看看墙上的钟，“十点三十五分。”放下电话，又对邬秘书说，“你给我找两个人来，政治部保密室主任，宣传部新闻干事。”又补充说，“要会照相的，来两个，带照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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