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北京学回来的。”政委说。
“我们也赶快到北京去一趟吧！落后啰！”
警卫员端来两杯茶，一杯给司令员，一杯给政委。司令员接过茶杯，揭开盖子在杯口磕了两下，闻了闻，感到香味可以，便盖上盖子，放在茶几上。
“胡老头跑去找我了。”他说。
“胡连生？”
“是啊。”
“又是什么事啊？”
“宣传部要两万块钱搞红海洋，他不肯。”
“这个人哪……！”政委感嘆道。
“老毛病一世也改不掉。”司令员也说。
“这样的大事，吝啬那儿个钱干什么？”
“他一提就是，‘浏阳搞共产，锅烟子写标语。’我跟他讲，‘你要跟上潮流！’他怎么讲？‘老子跟了四十年也过来了，没有当叛徒。’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他打算怎么搞？”
“他说他晓得一个地方有红土，打算从警卫连派一个班，去拖两汽车回来。”
“你同意他了？”
“我不同意，他就骂起来，‘当了官，忘了本，糟蹋军费你不心疼，我……我……我也造反了！’跳起来喊，喊完就走了。”
“唉！这个人哪，总不接受教训。”
“他要碰鬼的，你看吧！”
“唉！”陈政委想起了往事，“我们那一块子地方，同着出来搞革命的四十七个，死来死去，死得只有两个半了，我只能算半个人。”他扭动肩膀摆了摆那隻空袖筒，“好多聪明的，本事大的，都一路倒下去了！就剩你、我、他。他这个冒失鬼，死了五回没有死成，一直活到如今。你能活过来就不错了，还要逞当年的好汉。如今是什么年月？你那浏阳共产的好汉拿到今天来，有什么用！我跟他讲过一万次了，他不听；我跟他摆我自己的经验教训，他不听。他还这么搞，怎么办呢？要想办法吓他一傢伙，看吓得住一点不？”
“他不怕你吓，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吓得还少了？死也吓过，当分子也吓过，每回都是我们给他解救出来。他晓得反正有人给他解救，他不怕。你解救了他，他还是一样地骂你。最好把他送回浏阳去，给他盖一栋房子。”
“那呀，他又会在那里把人家骂得鸡犬不宁，哪里都能如他的意呢！”
“只怕会把他算进四类分子的圈子去。”
司令员拿起烟来，用打火机点燃，好像背部有些酸痛，向后靠着，贴在沙发上，把头抬了抬，感到舒服些了，又慢慢摆动着，接连地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政委“哦”了一声，想起了新的话题，侧过身来说：“你晓得李康的情况吗？”
“他怎么了？”
“刚才他的孩子来了，从孩子口里听来，他情绪有点反常啊！”
“怎么？”司令员注意起来。
“他抱着孩子问：‘要是你没有爸爸了，你能自己照顾自己吗？’这是什么意思？”
“自杀？”
政委沉默，这两个字在他心上打下过沉重的永久的伤痛。在战场上炸掉胳膊的事，在医院里开刀的事，肉体上是怎样疼痛的，他早就忘了，不管怎样费力去回忆也讲不清楚了。但“自杀”这个词彙就同无线电对正了波长一样，无论是看到还是听到，就会立刻使隐痛发作，妻子的形象就在眼前晃动起来。眼就要昏花，四肢会鬆弛无力，在旁边无人的情况下，一定会流泪，甚至会影响到连吞安眠药都睡不着觉。他是政委，但不愿意同那试图自杀的人做劝解工作，他不能做那个工作，不知讲些什么话好，而且他担心在别人面前暴露他自己的秘密。司令员冒里冒失一下子就把这两个字讲出来，他慌了手脚，不知怎么把话接下去好，便装作有事的样子，站起来，走出去……
司令员好像有所感觉，他后悔了，心里很烦乱，怎么到处是张口就要犯禁忌呢？就像在战场上误入地雷阵一样，举步维艰。真不如打仗痛快，要死就去死，爆炸声一响，什么也不知道了；不死就衝杀上去，左劈右砍，血肉横飞，淋漓尽致。这样的年代真不好过，舒适的楼房、轿车、讲究的伙食，都不如骑马、走路、住牛棚、吃炒麵的好。他多么怀念那过去的年月啊！这出生入死的一生，有点像唱戏一样，现在是已经卸了装，感到疲倦、烦渴了。他站起来，在老战友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也像早年思考作战方案一样，但心情已经完全两样了！他突然快走，好像在急急赶路似的。
政委回来了，果真像出去办了一点小事而让客人空等着，因此意识到很不礼貌似的，带着歉意微笑一下，掩饰得很成功地重新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你去跟他谈谈吧！”他坐下说。
“唔。”司令员点头答应，也走过来坐下，“那时候从延安送到新疆国民党航校学飞行的那些人，现在都成了叛徒？”
“要是就都是，要不是就都不是，不会是哪一个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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