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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这时对于儘量抽调兵力解黄百韬之围的信心并未完全丧失。如前所说，１４日晚已决定将七十四军增加于右翼，向解放军包围、迂迴攻击，这时拟待九里山之七十二军将当面情况弄清楚后，继续抽调，增加攻击。可是我并不愿对顾、郭二人当面说明我的企图，他们认为我对解黄兵团之围抱消极态度，表示不满。以后我同顾单独讲明我的企图如上，顾表示赞成，我并请顾不同郭讲我的作战计划，顾也同意。当晚顾返京向蒋介石復命。这里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我的作战计划为什么不让郭汝瑰知道呢？这是因为早在１９４８年春顾任参谋总长时，我即对顾说过：郭汝瑰与解放军有联繫，反对郭任第三厅厅长。顾当时批评我：“我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来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实，业务办得很好。”以后我对顾说：“我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先绝不能让郭知道。如果郭知道的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执行。”所以这次我才对顾单独讲我的计划。

１６日，邱兵团之七十四军开始由潘塘镇经双沟向土山镇方面之解放军侧背迂迴攻击，不料七十四军一开始行动，即在张楼、陈庄附近与北进之解放军（据说有三个纵队）发生遭遇，在空、炮掩护下激战终日，不但毫无进展，在黄昏后，七十四军之第一线部队反被解放军击溃。邱清泉接连在电话中告急，说七十四军垮了，要求调七十二军增援。这时七十 二军仍被解放军牵制，无法抽调。后令邱清泉以仅有之预备队一部及坦克重炮支援，始将阵地稳定。当晚解放军对七十 四军及守机场之十二军于一凡师彻夜猛攻，激战至拂晓，阵地失而復得者数次。

１７日，黄兵团外围据点已大部被解放军消灭，碾庄情势更加危急。我令邱、李两兵团在空、炮、战车掩护下继续攻击前进。约９时前后，先后得空军报告，发现张楼、房村有解放军大部队经双沟向东南分路撤退，同时得地面各部报告，说当面的解放军皆向东溃退。又从俘虏及居民中得悉，解放军粮弹缺乏，战士每日仅在地里挖几块红薯吃。当时根据各方面报告，我错误地认为解放军已被蒋军击溃，且全线崩溃，因即下令全线追击。

当日午间，两兵团先后到达黄家楼、大许家、顺河集、房村附近，发现解放军仍有纵深的既设狙击阵地，顽强地打击蒋军，我仍主观地认为这是解放军的少数掩护阵地，仍令各兵团发起攻击，日以继夜地向解放军攻击。及１８日发现解放军抗击蒋军更加顽强，阵地屹然未动，再令各兵团继续攻击，并以大许家为重点，集中空、炮、战车实行中央突破。激战一日，大许家未攻下，全线进展亦甚少，有若干村庄白天蒋军攻陷，夜间又被解放军夺回。这时各兵团均伤亡过半，士气更加低落。而黄百韬在碾庄圩外围之各部队四十四军及一 ○○军主力已被歼，一○○军军长周志道负伤化装逃回，仅有二十五军及六十四军守碾庄、大院上等几个村庄，情势更加危急。

１９日，九里山附近解放军之游击队因被七十二军攻击自动撤退，九里山防务已令十六兵团之四十一军接替，七十二 军遂开始东调。这一天，蒋军全线攻击无进展，到晚间得悉碾庄阵地已被解放军突进，黄百韬率少数直属部队逃到大院上。刘峙同我得到这一恶耗，垂头丧气，恐慌不安，急找七 十二军军长余锦源及战车团长赵志华在“剿总”商讨迅速突破解放军、救黄百韬的办法。余吹牛说，他“可以一连打下几个村庄解黄百韬之围”，赵吹牛说，他可以“亲率战车誓解黄百韬之围，如果步兵跟不上，战车可以单独打到碾庄”。刘峙鼓励说：“全靠你们两位健将解黄百韬之围。”

２０日，蒋军全线攻击无进展，炸弹、炮弹极感缺乏，战车炮弹全无。七十二军在空、炮、战车配合下牺牲极大，只攻下大许家。余锦源即叫苦连天，说不能再攻了。

２１日，我仍强令各军继续攻击，解放军利用既设工事狙击蒋军，发挥了高度的狙击战艺术，使蒋军不能越雷池一步。

黄昏后解放军对大院上黄百韬之残部发起总攻，激战至２２日晨４时左右，大院上及附近村落蒋军残部皆被歼灭。据战后化装逃回之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说：“当时黄百韬、陈士章、刘镇湘等见情势危急，决心各带一部分人向西突围。黄突出后走至一茅棚附近，只剩我们两人，见四面皆有解放军包围，无法再走，即举枪自杀，但并未断气，我又加了一枪。黄死后我正在哭，解放军来盘问我，我说：‘我是火夫，死了的是火夫头，是我的哥哥。’解放军再未追究，我将黄掩埋后，钻空子跑出来。”杨又说：“陈士章不知下落，刘镇湘佩上满身勋章向敌人衝锋死了。”当时我听杨说得似乎非常真实生动，我对黄百韬、刘镇湘为蒋介石尽忠，感到十分敬佩。可是１９５６年刘镇湘从济南调来，同我一齐学习改造，说明杨廷宴当时的“真实生动”的报告也不是真实的了。

最可笑的是，当１７日解放军有计划地改变狙击阵地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蒋军时，前方判断错误，刘峙乘机大事宣传徐州“大捷”，徐州满街张贴标语，大放鞭炮，并向各方发出通电。到２２日黄百韬部被完全消灭后，蒋介石仍宣传徐州“大捷”，并派张道藩为慰劳团团长，率副团长方治、团员及中外记者数十人来徐州劳军，携带了大批勋章、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