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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边疆民族服饰据欧阳修的《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人们好胡服胡装：『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沈从文根据出土的大量壁画和雕塑，认为欧阳修所说的胡服胡帽是衿袖窄小的上衣，条纹卷口的裤子，软锦靴子。又认为它的流行早在武则天时代，而到了天宝年间人们的爱好已发生了变化(《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不管怎么说，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表明，唐朝前期流行过少数民族服装，妇女喜好少数民族的头饰。

唐政府规定，礼服中的骑装裤褶要以靴子配套，而靴子是少数民族的鞋子，用于戎装（《旧唐书》)。不用说唐人的靴子是从少数民族那里学来的。

『太常乐尚胡曲』(《旧唐书》)，少数民族的音乐进入庙堂，在贵胄之家和民间流行。唐朝宫廷有十部乐，为燕乐，清商，西凉，龟兹，疏勒，康国，安国，扶南，高丽，高昌，这些乐大多在北朝、隋代就出现了，而且从名称上也可以知道，多来自边疆少数民族和周边邻国，如北魏的西凉乐，并且北周以来，管弦杂曲多用西凉乐，而在鼓舞方面则用龟兹乐。唐代所创造的乐舞也是这样，如《秦王破阵乐》、《庆善乐》(武功县庆善宫为唐太宗诞生地)、《大定乐》(歌颂平辽东)等，都吸收了龟兹乐的成分。与擂鼓掺杂，每一演奏，『声振万里，动盪山谷』，非常雄壮(《旧唐书·音乐志》)。武则天到玄宗之间，寒冬十二月宫中时或举行『泼寒胡戏』，表演者赤身跳跃，泼水投泥，中书令张说认为这是亵乐，不可寓目，玄宗乃罢演这种游戏(《旧唐书·张说传》)。要之，唐人赏心悦目的歌舞，实包含了大量的少数民族艺术成分。

《旧唐书》还讲玄宗时『贵人御馔，尽供胡食』。那时少数民族的饮食进入社会上层的餐厅，特别是奶酪製品为人们所珍视。唐宣宗给翰林院韦澳、孙宏『银饼馅』美食，『皆乳酪膏腴所制』(王定保《唐摭言》)。唐中期，有穆家四兄弟穆赞、穆质、穆员、穆赏，道德高尚，人们以珍品名目称讚他们：『(穆)赞少俗，然有格，为「酪」；(穆)质美而多入，为「酥」；(穆)员为「醍醐」；(穆)赏为「乳腐」云。』（《旧唐书·穆宁传》)醍醐，是所谓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而得醍醐，是乳的最上品。这些牛羊乳製品，不是一般人所能常吃的，所以人们才用它们比喻穆氏兄弟的贤明。这一比喻反映了唐代社会上层人士以少数民族奶製品为上等食物。

唐人吸收的这类少数民族文化，丰富自己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但这些大多是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创造的，与此同时，也吸收了活跃在西南的吐蕃人文化，其中吐蕃人赭面曾风靡中原，为汉人女子所乐从。赭面是吐蕃人把脸染成赤色。吐蕃人生活在西藏高原，脸色本来就红黑，女子染红色，也近于本色。唐初文成公主入藏，看不惯这种化妆，弃宗弄赞就令吐蕃女子暂不赭面(《旧唐书·吐蕃传》)。没有多久，吐蕃人復旧，不仅如此，随着吐蕃势力的发展，唐蕃联繫的增多，唐朝妇女倒以赭面为美观，使它流行起来。白居易诗云：『圆发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全唐诗》卷四二七）就是讲的中唐时期仕女赭面的状况。

唐太宗的废太子李承干是一个极端崇尚突厥生活方式的人，我们录《通鑑纪事本末》上的一段话，读者就可深知了：『(太子)又好效突厥及其装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髮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又尝谓左右曰：「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因僵卧于地，众悉号哭，跨马环走，临其身，嫠面，良久，太子倏起，曰：「一朝有天下，当率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突厥可汗)思摩。」』(卷二十八《太宗易太子》)辽朝兴起，北宋在与它的斗争中总处于劣势，上层人士里不乏患有『恐辽病』者，也有人对契丹人的衣食用具很感兴趣，加以效法。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诏令：『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宋史·舆服志》)『契丹故俗，便于鞍马』(《辽史·仪卫志》)，马上服装和坐骑用具有独到之处，故而宋朝官民中都有人仿效製造，日常使用。宋仁宗的禁止诏令表明，汉人采用契丹人器具的已不是个别现象，这才引起仁宗的关注。

元人服饰髮式元朝统一中国，强迫汉人遵从蒙古人的一些生活习俗，待到朱元璋推翻元朝，迭发诏令，恢復汉人生活方式，由此我们获知元代汉人蒙古化的严重情况了。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第二月(洪武元年二月)下令，『復衣冠，如唐制』。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初，元世祖起自溯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异中国之制，士庶咸辫髮椎髻，深襜胡帽，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復中国衣冠之旧。甚至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为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復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髮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云纹字项，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银珠，钏镯用银，服浅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