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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俗的真情恋，受到一点同情、理解或尊重沦落女子被认为是只认钱不认人，不讲感情的人，并因此受到鄙视。其实她们中许多人像前述徐月英一样，厌恶那种人不人、鬼不鬼的处境，渴望有正常的家庭生活，盼望从良嫁人，哪怕是去做妾。但是这也仅是她们的追求，难于实现。有的人有了意中人，为觅求合法的结合，不惜殉情而死。河中府娼崔徽，与从兴元节度使署来的幕客裴敬中相爱。裴离开后，崔极度怀念他，托人给他带去自己的画像，并传话说，若裴见不到画中人，那就是她为情郎而死了。后来真的思念成疾，得了精神分裂症而死亡。

还有一位太原妓恋慕欧阳詹，欧阳离开太原时约定回来迎娶她，于是她日日夜夜盼着情人的到来，想出了病，又把髮髻剪下连同情诗一併寄给他，但是过了约定日期欧阳还是没有到，她绝望地写下了遗恨诗而死。诗曰：『自从别后灭荣光，半是思郎半恨郎。却识旧来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恨爱交织，最终仍为爱而死。欧阳闻讯之后，伤心成病而离开人世。『不是情人不泪流』，他显然不是负心郎，是客观的因素，造成这对情人的悲剧。『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这对于沦落女子却难实现。

男子也有为沦落女子痴情亡故的。唐朝左庶子薛宜僚爱恋乐籍段东美，奉派出使新罗时，思念段氏不已，终因病重辞世。待到灵柩运返青州，段氏赶到驿馆，痛哭身亡。薛与段、太原妓与欧阳詹之类的爱情悲剧，被古人当作逸闻趣事记载下来。对于士人的死世人多以为是怪诞不值，而对烟花女子则认为是殉情，很难得，故给予同情。

古人的同情，也表现在小说戏曲中对负心郎的谴责。

唐人小说《霍小玉传》，写公子李益的忘情负义，抛弃名妓小玉而同卢氏结缡，迫使小玉卧病，痛斥其非而死。后人以此衍化出明人的平话《杜十娘怒沈百宝箱》和汤显祖的传奇《紫箫记》、《紫钗记》。这种文艺作品表达的对沦落女子的同情，与文献对薛涛等真实人物记录中所流露的感情相一致，表明古代确实有人多少能理解沦落女子的爱情。

『才』在人们心中的实际展示：爱才与重才轻德着名沦落女子的有才，不必赘述了。古人之所以讚赏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欣赏她们的才华，尤其是文采，因而原谅她们的卑贱身世和下贱生活。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里写了薛涛的才智之后说：『殊不意裙裾之下，出此异物，岂得以非其人而弃其学哉?』人们说不以人而废言，他这是不以学而废人。持这类观点的人不少，前面提到过的楼藜然，说薛涛『不幸流入乐籍，不获以名节显，(犹幸)以才自拔，俨然与卓文君、巴寡妇鼎峙于蜀都也，乌得以妓少之哉?』据说，清代文坛怪杰、杭州人袁枚有『苏小乡亲』閒章，竟然与妓女认同乡，从而招致他人的讥笑。他却说，几百年后人还知道苏小小，不会晓得吾辈，为什么嫌丢人呢?也就是说着名沦落女子能以才彦而留名。因才留名是好事，哪里是耻辱!才华——盛名——留芳，『才』是先决条件。对人的评价，中国的传统观念和评论标准，虽说是德才兼顾，但在官方，主要以德行衡人，所谓崇人伦优于重事功，实际是重德轻才。对于女子的三从四德要求，儘管有妇功的内容，然而基本上是德的条件。可是在对着名沦落女子的评价中，有些人与官方准则相反，轻忽伦理，注重才学。

官方的哲学与人们的实际观念常常脱节，对着名沦落女子的品评差异，正好说明这一点。

高贵与卑贱的政治情操对比：抒发政治情怀，鞭挞无耻男性肯定着名沦落女子的人常常对国家、民族前途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并从这个角度比较达官贵人与沦落女子对重大政治事件的不同态度，以抒发他们嚮往清明政治的理想，展现他们爱憎分明的爱国精神。

沦落女子对自身的不幸往往发出无可奈何的哀怨，薛涛更为自己被发配松州流露不快，她在《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二首中写道：『闻道边城苦，而今到始知。羞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黠虏犹违命，烽烟直北愁。却教严谴妾，不敢向松州。』使用对比的方法表现自己的不满。唐朝受吐蕃侵扰，不能保护百姓，却把贱妓罚到边疆劳军，这算什么道理!杨慎在《升庵诗话》中就此称道她的诗『有讽喻而不露，得诗人之妙，使李白见之，亦当叩首，元、白流纷纷停笔，不亦宜乎?』把李、元、白非要比下去，并非公允之见。但这番评论既同情薛涛的不幸遭遇，又对唐代中期腐败政治表示含蓄的谴责。

对比法被人们更明显、广泛地运用于明清之际的人事上。吴伟业《圆圆曲》、丁传靖《沦桑艷》，不是为陈圆圆而作，书写『衝冠一怒为红颜』，是斥责吴三桂假復明之名而降清。虽然吴伟业本人不足道，但是此曲本意是明确的。王书奴以高风亮节评价董小宛、柳如是等人，是把做不到的士大夫比下去。陈寅恪欣赏桂剧《桃花扇》有感，赋诗云：『殉国坚贞出酒家，玉颜同尽更堪嗟。可怜蜀世佳公子，不及辛夷况李花。』褒奖李香君的坚贞，谴责参加清朝科举的侯方域之流。他在失明膑足的晚年写《柳如是别传》，发『奇女』之『幽光』，是为『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寓意深矣!这种政治态度的对比，就作者来讲，有两种情况：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