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家流传的故事反映的，是民间所认同的"人神合一"理想化了的诸葛亮。
在古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学者眼中，诸葛亮又是"王道"、"霸道"或二者兼而行之的代表人物。《康熙起居注》记载了康熙十六年（1677）四月康熙帝与陈廷敬的一段对话。当时，陈廷敬正给康熙帝讲述伊尹辅佐商汤的历史。当讲到"伊尹之在有莘，诸葛亮之在隆中，惟其处而无求，所以出而能任"时，康熙帝问："诸葛亮可比伊尹否?"陈廷敬答："此一章书是论人臣出处之正，三代以下，亮之出处最正，所以比之伊尹。"康熙帝又问："伊尹圣之任者也，以其君为尧舜之君，亮能之否?"陈廷敬说："先儒谓亮有王佐之才，亮虽不及伊尹，然其学术亦自正大，后世如此等人才诚不易得，但其所遇之时势不同，所以成功不及伊尹。"康熙帝认为陈廷敬说得很对。唐代名相裴度称诸葛亮辅蜀汉为："尚父(吕望)佐周，阿衡(伊尹)佐商，兼齐管、晏，总汉萧、张。"清雍正帝的弟弟允礼《沔县诸葛武侯祠》诗说："遭逢鱼水自南阳，将相才兼管乐长。"伊尹、吕望被儒家尊为实行仁义"王道"的先驱，管仲、乐毅的治国用兵被认为是功利"霸道"的典型。以诸葛亮与之相比，这是把诸葛亮政治伦理化了。
北魏崔浩辅佐少数族拓跋氏，统一中原，以正统自居，故以蜀汉为"僭伪"、"边夷"，因而把诸葛亮比做西汉初年割据南方的赵佗。这是因政治偏见被贬低了的诸葛亮。
《全唐诗》卷五六○收录了唐人薛能的《筹笔驿》诗，全诗对诸葛亮几乎全持否定态度。他的诗说：
葛相终宜马革还， 未开天意便开山。
生欺仲达徒增气， 死见王阳合厚颜。
流运有功终是扰， 阴符多术得非奸。
当初若欲酬三顾， 何不无为似有鳏。
诗中"王阳"当作"王朗"。大意是说：诸葛亮不明天意便出山帮助刘备，活该战死。活着时把司马懿逼成那样也是徒劳，死后还得厚着脸皮去见被他痛斥过的王朗。发明的木牛流马用于战争却侵扰了百姓，还是一个行奸诈之术的人。他要想酬谢刘备三顾茅庐的殷勤之意，就应该像古代的舜那样无为而治，顺其自然。
薛能对诸葛亮狂妄的攻击，轻率的否定，是对诸葛亮的丑化。
对诸葛亮的神化、艺术化、理想化、政治伦理化、贬低、丑化，都无助于我们对他进行真实的、全面的、深入的了解。
只有去掉对诸葛亮神化的光环，撩开对诸葛亮艺术化的轻纱，走出对诸葛亮理想化的幻影，抛开对诸葛亮政治伦理化的标准，摒弃对诸葛亮贬低、丑化的轻率和狂妄态度，我们才能全面地了解和认识真实的诸葛亮。
有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千个人的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哈姆雷特是个艺术形象。
但是，一千个人的心目中不应有一千个诸葛亮，因为诸葛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
第3节：引言(3)
为了给人们一个真实的诸葛亮，历代史学家付出了艰苦的劳动。
晋人陈寿的《三国志》记录了大量有关诸葛亮事迹的真实材料。
南朝刘宋人裴松之对《三国志》做了许多有益的补註。
此后历代学者特别是清代的史学家，对三国时代的材料又进行了考证、整理、爬疏、补遗。
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对诸葛亮的研究更是成就斐然，且不说那数量众多的研究论文，也不说那雨后春笋般的实地考察和地下发掘报告，单看那些研究诸葛亮的传记，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然而还有遗憾。
作一个蹩脚的比喻(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
对诸葛亮荒诞的神化、浪漫的艺术化、尽善尽美的理想化、陈腐的政治伦理化，都是一幅幅介于似与不似之间、水平高低不等的诸葛亮的画像；
对诸葛亮的真实记载、严肃研究，可以视为是一张张诸葛亮的照片。
画像离本人真实距离较远；照片虽像本人，但仍不是活生生的人。
让我们来举例说明。
对于诸葛亮在隆中的隐居生活，《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说："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毫无疑问，《三国志》这段记载对研究诸葛亮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是史学工作者藉以认识诸葛亮在荆州生活的重要依据。但若不是搞史学工作的一般读者会不会引起浓厚的兴趣呢?若以为文言文会妨碍一般读者阅读，我们不妨把它译成白话文："诸葛玄死后，诸葛亮亲自在田间耕种，喜欢唱《梁父吟》这首歌。他身高八尺，常常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当时人都不同意这种说法。"
仅此而已。
照实记录，枯燥考证，抽象思维，缺乏生动，这样的诸葛亮研究虽说也是必要的，但它容易使一般读者望而却步，兴味索然。
我们试图改变这种情况，但如何改变呢?
这里涉及史家应当如何撰写历史人物传记的问题，对此，人们虽各有主张，但重要的是实践。只有具备创新精神的实践，才能为历史人物传记的撰写闯出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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