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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悲哀地而又沉重地意识到,孔文才的情况还不如宋维新。在她和宋维新之间,只是有一个名义上的所谓“丈夫”孔文义的影子站立在那儿,把他们相隔开来,而在她和孔文才之间,不仅有孔文义那可怕的“丈夫”的影子,在隔开着他们,而且还有个比亲姐妹还要亲的女友宋一茗——茗妹的怨恨的影子,在隔分着他们,除此而外,还有一条更可怕的鸿沟——孔文才和她是叔嫂关係的又宽又深的鸿沟,横隔在他们之间。

所以,她赵瑞芝也就更怕见孔文才,同时也更怕孔文才看见她。

她对孔文才的矛盾的心理,较之对宋维新,还更要厉害一些。

所以,在孔文才和宋维新走进来的时候,她不敢看宋维新,更不敢看孔文才。

讨论在热烈地进行着。

大家你一言、他一语地自抒己见。都一致认为社会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人们的思想和精神,再不能让那些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的东西所禁铜住。俄国十月劳工革命的胜利,打破了孔家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陈腐学说,也打破了所谓“高贵者聪明、卑贱者愚蠢”的错误观念。卑贱者不一定就不聪明,有时候,真正聪明的,还是卑贱者。下下人有上上智。在当今世界潮流中,下苦力的劳工大众已经成为社会行进的主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青年学生们应该怎样去做?

讨论的中心集中到了“当今青年应该如何投身于时代潮流中去?”这一议题上。

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都兴致勃勃地听着大家讨论。

大嗓门的张国焘站起来说:“依我之见,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谬论,也应打破。”

邓仲澥也站起来说:“就是。我们也应该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封建统治者的罗网中挣脱出来!”

陈独秀很是赞同地点点头:“国焘、仲澥两位同学说得很对,我们还应该打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个很错误的封建陈腐观念。‘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高贵者最聪明,卑贱者最愚蠢’一样,都是孔家店里的腐霉发臭的旧货,也都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宝座,用以来束缚人们的罗网。我们必须把这些罗网都彻底打破,从里面衝出来!当然,这并不是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上学,不需要读书。书,我们还是要读,而且还要好好地读。但我们不能在这些封建主义罗网的束缚下去读书,我们要在社会的实际中来读书,把读书和劳工结合起来,这样学得的知识是真正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对国家和民族也才有用。”

李大钊也很赞同地接过陈独秀的话:“我们怎么样才能像刚才陈学长说的那样把读书和劳工结合起来呢?我觉得,我们不能只是死死地关闭在学校里读书,我们还应该走出校门去,像陈学长刚才说的,到社会的实际中去读书。我们很多人,都是去工厂学习,去乡下学习,去劳工中间学习,也有的去国外学习,才真正学得了一点东西的。比如我,就曾经去东洋日本学习过。比如陈学长,就多次去过日本。再如咱们的蔡校长;就是率先去法国勤工俭学学习的。还是早在咱们的辛亥革命之前,咱们的蔡校长就和吴王章先生、李石曾先生等,发起成立了留法勤学会,曾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知识’为宗旨,吸引并组织了大批的有志之青年,分批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回来后都成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现在各方面的得力的人才。”李大钊说到这里,侧过脸问坐在旁边的蔡元培:“蔡校长,是这样的吧?”

蔡元培点点头,说:“我和吴玉章先生都认为,法人思想之自由,甲于世界。既无崇拜官绅之劣风,尤少迷信宗教之恶迹,不尚繁文,最富美学之感触,勤俭而善居积,与吾神州中华济同。同学们当以法人为楷模,习之,做之,当去法兰西国勤于劳作,俭以求学苦习,耳濡目染,吸取各类所长,他日次第归土回国,必将有以助社会教育之进行。我们原来那个留法勤学会,已被民国之罪人袁逆强行取缔。前年,我等在法国召开并又成立了一个华法教育会,回国后又正式成立了这个华法教育会的中国会和留法勤学会,作为经办全国赴法兰西国勤工俭学的总机关。”

李大钊插了一句:“咱们蔡校长就是华法教育会中国会的会长,也是留法勤工俭学会的会长。”

一阵热烈的掌声爆起。

蔡元培笑笑,接着说:“我们将不断地组织大批的有志青年赴法兰西国勤工俭学。我们已经在高阳布里村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初级预备班,在保定南关育德中学已经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高级预备学校,还将准备在北京创办法文高等专修馆,就附设在咱们北京大学内,还准备在长辛店开办留法预备班,专门培训赴法兰西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我们热切欢迎我们北大的同学们以及全国有志青年们都积极参加赴法勤工俭学活动!”

更热烈的掌声,如轰雷般响起,把整个大阅览室震撼得都有些籁籁颤动。

在热烈的掌声中,传来一些急性子男女同学迫不及待的喊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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