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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至死不服。

延安整风后期，当时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师哲，看见延安批判王明的那些东西哪里是王明自己的，分明是共产国际和史达林的，于是他百思不得其解地问毛泽东：我们与王明的真正分歧到底在哪里？毛泽东沉默片刻，说了这样一句：他为别人考虑得太多了，为我们自己考虑得太少了。

也正是这句话，让师哲豁然醒悟。

王明在苏联去世第二天，《真理报》刊登文章，称其为「国际共产的老战士」，「苏联的老朋友」，他的「形象将铭记在苏联人民的心中」。

他的形象却不会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一个中国人，长期以别国的利益为中心利益，以别国的目标为中心目标，以别国的指示为最高指示，这样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还是少几个为好。

所以，他无法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1938年4月4日清明节，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祭轩辕黄帝。到黄帝陵所在的中部县（今黄陵县），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也到了，双方站在一起同时祭陵。张国焘悄声对蒋鼎文说了一句：「我想和你多谈谈。」蒋会意，当即吩咐自己的随从将张国焘的警卫隔开。张国焘上了蒋鼎文的车又说了一句：「我想见见蒋委员长！」就这样去了西安。在西安，林伯渠赶来对张国焘说，党内有什么问题都好商量，要张先回延安，张坚决不从。在汉口，李克农率人把他从火车站劫走，他逃掉；又派人追踪他，把他「请」到八路军办事处，他又逃掉；来来回回三「请」三逃。其中一次李克农架着张国焘上车，周恩来挽着张另一隻臂膊，张大叫：「绑架啊！」国民党人士上来询问，幸亏周恩来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同样高声回答：「没有你们的事，我们要带这个人去看病！」顺手把张国焘推进汽车，才脱险而去。但不论周恩来如何煞费苦心地劝说，张国焘依然一意孤行，最后甚至说：「你们要杀我或者枪毙我，就在这个旅馆行事吧！」脱党意志如此决绝，不知当初入党时是否也像这样坚定？

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

张国焘后来加入了戴笠的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堂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持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竟然扛着蒋介石给的中将军衔开始从事起下作的特务活动。

1948年11月，在人民解放军与蒋军展开战略决战的轰轰炮声之中，张国焘悄悄去了台湾。1949年又悄悄离开台湾，移居香港。1968年，大陆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他又悄悄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多伦多。与狂飙突进的历史相较，他似乎成了一道憧憧的鬼影。

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晚年在香港说，张国焘「以近七旬之年，安贫乐道，昔日恩怨得失，早已无意计较。他常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张国焘晚年贫病交加。1973年圣诞节前夕突然中风，右手右脚麻痹，从儿子家中被送入养老院。1978年在养老院中皈依基督教。为其施洗的章力生博士十分感慨：「一生为其信仰奋斗牺牲的唯物无神主义者竟能谦卑顺服，真切悔悟，在其八十余岁的晚年，做了神的儿女。」

1979年12月一个鹅毛大雪的严寒之天，张国焘被冻死于多伦多那所他住了6年的养老院。据说死前因病痛折磨，从床上翻滚掉下来，竟然一夜无人发现。

死后两日，旧金山英文报载如下消息：「中国共产党创始12人之最后一人张国焘在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逝世。」

最后的清醒之中，他可记得44年前的1935年6月26日骑一匹白色骏马，由十余骑警卫簇拥飞驰两河口，毛泽东率领政治局全体委员走出三里，立于雨中恭候的情景？

张国焘由红四方面军领导者变成了国民党的将军，张学良则由东北军领导人变成了国民党的囚徒。

1989年6月1日，张学良在台湾对远道从美国来看他的王冀教授，谈起他平时最讳言的西安事变：「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给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做过与我私人地位、利益有关係的东西，我没有。假使我自个有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跟蒋先生是要钱？我是管他要地盘？我没有。我牺牲我自己。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我说我们与共产党打什么呢？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呢？都是政治问题，不是不可谈的嘛，所以后来谈是我的主张。而且我对蒋公讲，我说共产党你也剿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共产党有人心，我们没人心。」

这一天是张学良的89岁寿辰。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檀香山去世，享年101岁。

在夏威夷瓦胡岛一处叫做「庙谷」的青山绿地之间，成为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的合葬之地。简朴的墓碑上没有任何头衔，没有任何称谓，只写有：张学良 1901-2001

赵一荻 1912-2000

连两人的生卒年代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