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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达林的指示由项英来传达是再权威不过的。1928年他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史达林对工人出身的项英特别青睐，亲自送给他一把小手枪。

身上别着史达林亲赠手枪的项英，记住了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却不知道史达林还讲过国民党人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

虔诚使领袖人物的个别结论变成普遍真理，但共产党人的首要条件却不是虔诚。

所以中国才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当时坚决反对项英的意见，以「诱敌深入」粉碎了敌人「围剿」，将赣南闽西变成了中国最好的根据地。

最好的根据地在李德到来之后，就不是那么好了，一个挫折接着一个挫折。

第五次反「围剿」的挫折之中，彭德怀最先提出脱离苏区，外线作战。

1933年10月23日至25日，彭德怀、滕代远连续三次向军委建议，改变战略方针与作战部署，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区向外线出击，机动作战，迫敌回援。

彭、滕提出外线作战。是跳出封锁线向苏区东北的金溪、东乡、贵溪、景德镇挺进。不展开一幅地图标出苏区界限和进击的地点方向，你就不会知道这个建议有多么的大胆。

部队有可能被敌人切断不能返回苏区，苏区北部也可能失去主力掩护，建议被迅速否决。彭、滕仍然坚持，恳望军委「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10月27日，中革军委以代主席项英的名义电告在前方指挥的朱德、周恩来：「军委已决定了战役问题，望转告彭、滕，停止建议。」

一旦认定正确就不依不饶的彭德怀，11月7日与滕代远联名第四次提出建议，望军委速将红军主力调往无堡垒地区机动作战。否则与堡垒内之敌相峙，「如猫儿守着玻璃（缸）的鱼，可望而不可得」。

彭、滕反覆建议的唯一结果，是滕代远丢掉了三军团政委的职务。

撤滕代远职堵彭德怀嘴的博古、李德，广昌战斗后也不得不开始考虑同一个问题了。

广昌战斗之前，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已经陷入四面合围。中革军委当时就面临三种抉择：一、主力突围；二、诱敌深入；三、短促突击。

首倡短促突击的李德从一系列失败中，已经觉出情况不好。他突然转向主张主力突围。他提出以一、三军团，或者五、九军团脱离苏区，插到敌人后方去摆脱堡垒，争取大一些的空间，获得作战行动的自由，并说：「这个思想是我一个人在1934年3月底首先提出来的。」至于这个念头在多大程度上受彭德怀、滕代远5个月前就一再提出的外线出击、机动作战的启发，以及彭、滕提出建议后受到李德本人多么大的压制和打击，李德均讳莫如深。

讨论结果，主力突围的方案没有通过。在苏区内取胜的希望似还存在。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案也被否决。领土不战而弃，并不能为阻挡敌人提供保证。

最后通过的，还是继续运用短促突击。

但损失沉重的广昌战斗，已经使短促突击的战法彻底破产。

1934年4月底广昌战斗彻底失利之后，中央书记处5月开会，决定突围转移。当时的书记处书记是四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代表「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毛泽东不是书记，无法参加会议。决策在博、张、周、项四人中作出。对这个事关重大的会议的记录一直很少。后来有人说撤出中央苏区这个关係到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决定未通过会议讨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应该说没有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了战略转移的决定。四位书记都认识到了局面的严重。但除了急于摆脱眼前的困境以外，有几人意识到这个决定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影响深远？

所谓决策，往往是面对十字路口的选择。往往有些原以为影响应该极其深远、意义应该极其重大的决定，却似一块滑过水麵的轻石，经过几片涟漪后便无踪无影。而有些或仓促中或不经意中或应急中作出的决定，以为临时姑且如此，暂时勉强这样，却从此踏上一条历史的不归之程。

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就是如此。

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并不详知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严重困难。6月5日，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米夫文章《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米夫说毛泽东讲过，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

这一运动在中国却陷入了严重困境。中共中央已经在没有毛泽东参加的情况下，决定放弃中央苏区。

拿具体方案的是李德。李德对局面之严峻还是非常敏感的。这个原先最坚决主张不迴避战斗的人，却最先提出红军主力撤出苏区。

伍修权的回忆证实了李德讲的情况。他在回忆录《往事沧桑》中说，1934年春李德就同博古谈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去湘鄂西。1984年5月9日伍修权在一次谈话中说：「长征是不是仓促决定的？我看不是。在广昌失败后，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在商量转移的问题，确定的目标是湘鄂西。」「转移的意图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最后才决定转移的。」

如此重大的决定，当然首先还是要报共产国际。

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促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