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页

显然，共产国际没有帮助李德完成身份转换。只是要求中共临时中央对自己选定的顾问负责。布劳恩后来说，「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共产国际从来不直接对他发出任何指示电报。他与共产国际也从来没有建立直接联繫。真正由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弗雷德从上海给李德发电报，也只是把他当做一个帮助了解情况的临时助手而已。

一直到进入苏区，布劳恩也知道他与共产国际的关係微妙。在苏区的军事会议上起初他一再说明，他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但博古不容他这样讲下去。在介绍他的第一个欢迎会上，热情洋溢的博古便展开了他的演说才能：「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特别会议，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同志。」「为了保密和顾问同志的安全，会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李德同志是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怀与巨大支援，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和军事家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博古给予了他「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这把尚方宝剑。还给他戴上一连串「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老革命家和军事家」等光彩照人的帽子，还亲自给他起了个中国名：李德。

从此，奥托·布劳恩以「李德」这个名字，进入中国革命史册。

作为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人，博古进一步说明，李德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身份列席中央及军委会议，参与党和红军各项方针决策的研究和制定，特别对军事战略、战役和战术，负有指导和监督的重任。

奥托·布劳恩从军校毕业时间并不长，开始还不适应「李德」这个名字，不适应「太上皇」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见每一个人似乎都认为他这个顾问具有极大的权力，而且他在日记中写道：「博古也许还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

他说对了。年轻的博古需要旁边有个钟馗，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权威——尤其是对他一窍不通的军事工作的权威。李德就扮演了这样的钟馗。

当时的工作程序是，前方来的电报，都要先送到李德住处，查明电报所述地点的确切方位并完成翻译后，绘成简图由李德批阅。批阅完毕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再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根据来电的重要程度，一般问题自己处理，重大问题则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

奥托·布劳恩逐渐熟悉了李德这个名字，也逐渐习惯了自己的地位和角色，真的做起太上皇来了。

他与博古商量以后，在10月中旬中革军委一次会议上说，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现在一定要摆脱过去一套过时的东西，建立一套新原则。

「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和「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明显是博古的语言，借李德之口说出而已；新原则基本就是李德自己的东西了：用鲜血保卫苏维埃，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不被敌人的气势汹汹吓倒，消灭敌人于阵地之前。

这都是李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套老战法。

这些新的原则被通过、付诸实施了。

11月11日，寻淮洲率新成立的红七军团进攻浒湾，遭敌夹击，彭德怀率三军团赴援。陈诚以部分兵力牵制我三军团，以主力向七军团猛攻。七军团阵地被突破，寻淮洲率部仓忙后撤。彭德怀的三军团也在多次向敌阵地衝击过程中，遭密集火力杀伤和低空飞机扫射，伤亡重大；两个军团伤亡1100余人。

11月15日，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一部从敌人堡垒间隙北出，配合三军团作战。17日，陈诚以10个师兵力从侧面出击，企图断我归路；另以5个师向我发动正面攻击。云盖山、大雄关一带，一军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被迫放弃阵地。

如果说这些仗都是李德在那里指挥，也不完全是事实。但同样是事实的是，此时李德已经拥有了决定性发言权，红军各级指战员不得不执行他的原则方针。

中革军委11月20日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已带有鲜明的李德印记：「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

军人不能拒绝战斗。更何况是革命军人。

于是革命军人不能拒绝进攻堡垒。

红军开始了一场与敌人硬碰硬的决战。

历次反「围剿」中机动灵活能征善战的红一军团，由于陷入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4月共打了黎川、云盖山、大雄关、丁毛山、凤翔峰、三岬幛、干昌桥和广昌战斗，除了凤翔峰、三岬幛战斗苦守阵地而取得小胜外，其余都打了败仗，损失严重。1933年12月丁毛山战斗，一军团一师三团9个连队，竟然阵亡了13个连级干部。

历次反「围剿」猛打猛衝能啃硬骨头的红三军团，1933年11月的浒湾战斗伤亡重大，12月的德胜关战斗伤亡重大，1934年3月的驻马寨战斗伤亡重大。

下一个，便是李德亲自出马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