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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蒋介石翻了脸，全国通缉捉拿鲍罗廷，宋美龄仍然说，鲍罗廷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

周恩来也有着鲍罗廷的风范。他表现出的遇事冷静、对棘手问题不动声色的沉着、待人接物的细緻周全、迅速行动能力与长期忍耐能力，有效地和背景不同、政见各异的人共同工作的能力，以及事无巨细、每每亲自办理的工作风格，与当年鲍罗廷的做法很像。

如此精明的一位鲍罗廷，在孙中山去世后却被蒋介石弄花了眼。

当时蒋介石要想成为强有力的人物，面前至少有三个障碍：军事部长许崇智、外交部长胡汉民、财政部长廖仲恺。从一般规律上看，他是不可能越过这些障碍的。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几个月内却发生了。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鲍罗廷。

孙中山死后几个月里，鲍罗廷成了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表面上所有决议都由几个国民党领导人共同决定，实际是的鲍罗廷说了算。他在广州的权势和影响如日中天。他的住宅楼上经常坐满广州政府的部长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和中国共产党人；楼下则是翻译们忙碌的天地：将中文文件译成英文或俄文，再将英文或俄文指令译成中文。印刷机昼夜不停，各种材料、报告、指示从这里源源而出。鲍罗廷实际已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大脑。

他在这个至关重要的会议上，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

鲍罗廷设想，这是一个类似苏俄「契卡」的组织，目的是用特别手段肃清反革命。他自己则担任特别委员会的顾问。

他的建议实际就是决议。建议被迅速通过。

「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的特别委员会三人中，汪精卫本身是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是政府军事部长，唯有蒋介石未任过高于粤军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以上的职务，他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权力。

魔瓶最先被鲍罗廷开启。

其实此前鲍罗廷就看好了蒋介石，为此和总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发生了很大分歧。

加伦认为应该用许崇智，培植与黄埔并行的军事力量，不能以某个人或某一派係为中心，以防患于未然。鲍罗廷却认为许崇智的粤军为旧军队，不堪大任；蒋介石的黄埔新军有主义为基础，颇具革命性质，可当大任。7月国民政府成立，加伦再提出要防止军事独裁，主张建立军事委员会制度，以许崇智为军事首脑；鲍罗廷不同意，支持蒋介石。两人分歧日趋严重，只有莫斯科出来裁决。

加伦将军不知道，1905年在芬兰塔墨尔福斯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上，鲍罗廷就认识了比他大五岁的史达林。当时史达林还是一个叫柯巴·伊万诺维奇·朱加施维里的乔治亚青年，与来自拉脱维亚的鲍罗廷一样，头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

裁决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加伦将军被调离广东。

史达林对蒋介石的信任，很大一部分就是受鲍罗廷的影响。

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提出了颇含政治意义的考虑，而政治顾问鲍罗廷却在关键时刻被蒋介石的军事才能蒙蔽，陷入了个人政治视野的盲区。他亲自把极大的权力交到蒋介石手里。

应了中国那句老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这一失失得太大、太关键了，以致以前导致其成功的「千虑」最终被毁于这「一失」。

巴斯德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蒋介石为这一天的到来作了充分准备。他运用这个突然降临到手中的「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是毫不犹豫的。军事机器立即开动，首先针对几番压制他的许崇智。

利用廖仲恺被刺案，蒋介石指挥军队包围了许崇智住宅，指其涉嫌廖案，许崇智仓皇逃往上海。

然后就是胡汉民。胡汉民之弟胡毅生与廖案有瓜葛，胡汉民先被拘留审查，后被迫出使苏联。

廖仲恺则被隆重地下葬。

廖案处理，蒋介石一石三鸟。三个阻碍夺取权力的障碍一扫而光。

半年以后鲍罗廷才明白自己打开了魔瓶。许、胡、廖三人消失之后，他已经不能照原来没想的那样遏制蒋介石了。

他帮助蒋介石迈出了夺取政权的决定性一步。

鲍罗廷重看蒋介石，与他轻看中国共产党同时发生，而且互为因果。他曾经十分轻蔑地说，中国共产党「总共只有40人」，「研究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提纲是他们的全部活动」；罢工之类的事件「临时把它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待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他尤其藐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国工作三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孙中山1924年8月21日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容共问题」，鲍罗廷竟然向孙中山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控制中国共产党。陈独秀闻讯怒不可遏，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毫不客气地致电鲍罗廷：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