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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武人的同时，溥仪还接受郑孝胥等人的意见，结交“友邦”。驻津7年，他以“宣统皇帝”的身份，经常参加天津日本驻军的阅兵式，与各国领事及驻军司令频频往来，另外还派遣郑孝胥及日本浪人前往日本活动，以3600元年薪雇用奥国流亡贵族到欧洲各国游说；支付巨额经费支持白俄匪首谢米诺夫“反赤復国”（指推翻苏联政权，恢復沙皇统治）；请英国骗子罗斯为他办报鼓吹復辟帝制；将亲弟溥杰和三妹夫润麟等人送往日本学习军事，以备将来……在这些为“重登大宝”所进行的各种活动中，溥仪感到最可信任依靠的“友邦”，是自“北京政变”以来，一直把他当作“皇帝”加以“保护”的日本国。

1927年，被蒋介石收编为四十一军军长的孙殿英，製造了令溥仪和遗老们撕肝裂肺的“东陵事件”，掘了干隆和慈禧的陵墓，扬尸盗宝……这一切，使溥仪忧虑、悲愤、甚至绝望。但是，一直“保护”他的日本人，则不时劝示他应“多加珍重”，慰而勉之曰“中国前途系之”。派往日本联络“友邦”的郑孝胥，学习军事的溥杰和润麟，去东北活动日本关东军的罗振玉等人先后带来消息，都给他以日本政府特别是军界，准备随时支持他“重登大宝”的美好印象。这一切，又使溥仪转忧为喜，似乎看到了希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抛出珍藏了7年之久的“秘密武器”，要溥仪去东北建立以他为首的“新国家”。溥仪认为“恢復祖业”“重登大宝”的日子终于到来，决计不惜一切前往东北，不意他身边除郑孝胥外的遗老及“近臣”们，几乎一致反对“北幸”，爱新觉罗宗室中有人甚至提醒他，不要忘了历史上的石敬瑭。南京的蒋介石这时也派人来说，可以恢復民国初年的优待条件，居住则紫禁城、上海、国外任凭挑选，只是敬告他不要去东北与日本人合作。但溥仪为了将多年来“重登大宝”的美梦化为现实，1931年11月10日夜，还是在日本军警特务的特别“保护”下，悄然离开日租界潜往东北。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政权之初，曾派时任关东军参谋之职的土肥原至天津面见溥仪，态度诚恳地请这位“宣统皇帝”到渖阳去“亲自领导”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国家”，并以肯定而又巧妙的言词回答了溥仪最关心的问题，谓“新国家”毫无疑问“是帝国”，至于“宣统帝”如何领导这个“独立自主”的“帝国”，等到了渖阳以后再行详谈。到渖阳去领导一个新建的“帝国”，溥仪以为这正是自己“恢復祖业”的肇始之基。于是，他丢下了那些反对“北幸”的师傅和“近臣”，躲在一辆跑车的后箱里，驶出日租界，来到白河码头，与早在这里“恭迎圣驾”的郑孝胥父子一起，登上日本人为他们准备好的汽艇，开始了他去实现“重登大宝”美梦的旅途。

1931年11月13日晨，溥仪在营口登陆。

在营口，溥仪没有见到他所想像的东北百姓“恭迎大清皇帝圣驾”的壮观场面，甚至没有见到一个中国人。稍后，日本人没有按约带他去渖阳，而是以确保“宣统帝安全”为理由，将他秘密转移到旅顺，送进了一家日本人办的旅馆，不分昼夜地由日本军警“保护”起来，不得出居处半步，除了同他一起前来的郑孝胥父子和先期至东北联络关东军的罗振玉之外，不能同其他中国人会面，即使是天津方面尾随而来的师傅、“皇后”及“臣僚”们，也不例外。至于那个“新国家”的问题，则迟迟没有动静，派罗、郑二人再三去找日本人催问，得到的答覆是“新国家”的建立正在研究。溥仪到东北后实质成了囚徒。

原来，此时日本国内对如何统治东北这块殖民地，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关东军不便贸然行事。经过3个月时间的多方慎重磋商，日本军政各界最终统一了认识，决定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暂行“共和制”；“国都”命名“新京”，设于长春；“国家元首”称“执政”，由溥仪出任。

1932年2月23日，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专程来到旅顺，向溥仪转述了日本政府关于建立“满洲国”的决定。溥仪听说要他出任“执政”，不由无名火起三千丈，暗骂日本人背信弃义，取消了他的“皇帝尊号”，断绝了“大清帝国”的统系，当即公开表示，无论如何也不能就任执政之职，满以为日本人会作出让步，仍请他当皇帝。谁知此时的日本人已不是在天津时候的模样了，坂垣竟当面称他“阁下”，声言关东军视不出任执政的答覆为敌对态度，如不收回，即将采取敌对措施！无奈，“皇帝陛下”就这样在日本人那里变成了“阁下”，甚至立时要成为他们的阶下囚，如此突如其来的打击，一时弄得溥仪不知所措。就在这时，郑孝胥父子出场了。老子忠告溥仪说：“张作霖殷鑑不远，还请皇上三思。”儿子进言曰：“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为久远计，皇上似应暂时屈就执政，以谋来日宏举。”溥仪见木已成舟，害怕自己真的成了第二个张作霖，在日本人的警告和郑孝胥父子的“忠告”下，最终做出了一个自以为不失“体面”的决定：暂任执政一年，届期如不“重登大宝”，即行引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