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麟老人特别补充道：有一种传说，说毛泽东召集和主持八七会议，在会议上长篇大论批评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最后罢免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这个传说与历史事实有多大的出入！陈独秀在八七会议以前好久便已自己辞去总书记职务了。
至于那份明明有毛泽东发言纪录的“八七会议记录”，郑超麟认为，那不过是在场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让人补记以向“国际”交差的材料罢了。郑说，那个年代，会后补记的事并不稀罕。以毛泽东当时的地位，他不一定知道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华代表们的具体过节，但其刚强的个性与敏感的民族自尊心，他又与下台的总书记何其相似乃尔！随着陈独秀的被迫辞职，茫然登上黄鹤楼的毛泽东，无比悲凉地吟着自己的心境：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5)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谁说那首悲情四溢的《菩萨蛮》，是“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强烈控诉”？或者，是对大批牺牲的革命烈士的缅怀？不，分明是作者面对党内骤变的形势的一种极大的困惑，是对被赶下台的“老先生”的深沉的凭弔——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酹，就是把酒泼在地上缅怀故去者的一种古之习俗。民国十六年（1927）春在武昌的毛泽东，面对即将被轰下台去的政治导师，能不“酹滔滔”欤？是的，在“倒陈”的那段时间里，善于独立思考的毛泽东不会人云亦云，他也许猜得出，陈独秀的出局恐怕是史达林在找替罪羊罢了。性情耿直的“老头子”的观点有什么错？“中国的事只有靠中国人来办！”——“老先生”痛彻肺腑的喟嘆理应一直迴响在毛泽东的心壁。只不过，一直被共产国际当面领导并监督着的陈独秀成了史达林错误决策的牺牲品，而毛泽东则利用长征途中与“远方”失却联络的一段宝贵的时间，成功把中国共产党引上了胜利之途，让苏联人不得不接受毛泽东领导中共的现实。
毛泽东在遥远的大西北悄然执掌中共之时，正是陈独秀被国民政府提前释放之际。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0月15日落入敌手的陈独秀之所以没像后来的中共领袖向忠发、瞿秋白那样一被逮捕便被蒋介石下令就地处决，除因他乃五四时期大名鼎鼎的知识界领袖外，还因他已经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他不过是另类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亦即中国托派）的总书记。该“共党”只有理论，并无军队，全国各地总共也不过百人，并且坚决反对史达林主义，所以对“党国”的危害远不及已在江西苏区的那个中共。“托派”者，托洛茨基一派也。陈独秀因接受了史达林在党内的头号政敌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而被苏联人指责为“托陈取消派”的中国头子。所以，本以为终将“共匪”首脑一网打尽的国民党白白欢喜了一场。加上昔日朋友蔡元培、胡适等民国要人的吁请，陈独秀非但没被戕杀，倒是按司法程序受了审。次年4月14日上午9：30，他和彭述之、濮清泉等十名同案被告被押至江苏省高等法院审判厅，那位谁都得让其三分的老友章士钊大律师自告奋勇前来为被告辩护。陈与章是在日本结交的好友，但自从离开北大后，两人即没了交往，相反的，他还曾十分无礼地公开着文骂章是“放屁狗”、“狗放屁”、“放狗屁”。章先生不计前嫌，毅然接受委託，一时颇受国人称颂。检察官朱隽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提起公诉。之后，彭述之等九被告暂退审室，首审陈独秀。审判长胡善例行公事地问完姓名、年岁、籍贯后，开始从头问起：
问：以前做何事？答：在教育界做事。问：在何处？答：在北京。问：在北京何校？答：在北京大学当教授。
问也简明，答也简明。
问：退职后往何处？答：到上海。问：做何事？答：未做事。……问：共党活动，是否受莫斯科指挥？答：是。……问：当时共党之活动，第三国际态度如何？是否满意？答：无所谓满意不满意。问：共党书记是否总秘书长？答：是。问：何时被开除？答：记不清，大约在民国十七年、十八年。问：为何被开除？答：因意见不同。问：被开除后做何事？答：未做事。问：共产党分几派？答：分托洛茨基派与史他林（即史达林）两派。……
这边“胡问”，步步紧逼；那边“陈述”，直言不讳。一问一答，如同一部传奇，章节越来越引人入胜。
问：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即“托派”最终目的如何？答：世界革命。在中国需要解放民众，提高劳动者生活，关于夺取政权，乃当然的目的。……问：与皖湘闽赣等省共党不能合作，是否因政策不同？答：是。……问：被捕十人中，有几人认得？答：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作政府侦探，只能将个人情形报告。
陈独秀真乃幽默大师，估计说完这句话，“胡问”的法官怕也忍俊不禁了。但人家正在扮演正义的化身，遂压抑住笑意，貌似生气地发问：“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这下可正中下怀！陈独秀遂慷慨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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