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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有谁知国士(9)

这壁炉里的火已经熄了多少年了。这儿是杨度的最后住所。这本是杜月笙的一处閒房，只因位于法租界内，比较安定，所以，慷慨的杜氏就赠给了其律师章士钊先生介绍来的名士杨度居住。现在大陆人们知道的杜月笙，是个“大流氓”。因为他是上海帮会的头子，更是帮助过蒋介石反共的急先锋——“四一二”的起因，就是杜氏的打手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发生了衝突，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藉口平息工人内讧而悍然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杜月笙一直因此案而对共产党心有余悸，以致在风雨飘摇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虽有中共地下党捎话让他呆在上海滩等待“解放”，他却毫不犹豫地去了香港，当寓公至死。你看，这样一个坏人，在杨度的笔下，反倒是“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的“古之游侠”！不排除杨度收人钱财黑白颠倒的可能，但又不能否认传主或有宋江遗风的一面。杜氏虽始终身在民间，但也有政治头脑，而且门下罗致各方名士。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请他出任民间抗敌团体的领袖，看上的就是他的社会号召力。杜月笙除为杨度提供了这套阔绰的住房外，另每月致送五百薪金供其花销。杨度就是靠这笔钱再加上点卖字画的润笔费过活的——北洋时代他当国民政府参政员，也不过每月五百元钱补贴。不过，北洋时代他是中枢要员，现在是私人秘书。民国初年的“旷代逸才”，居然沦落到不得不吃嗟来之食的地步了！杨度像被逐出宫的老女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找了个乡间土财主为妾。但当你知道已是中共“特科”人员的杨度，是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为自己的政治集团秘密工作时，你就不觉得他屈尊为杜氏“门人”有什么不合适了。而且杨度这样的地下工作者，一定还像从前一样从容不迫地活着。他不需要自己于天黑时拉上亭子间的窗帘儿开始秘发电报，他也不会像别的同志那样经常虎口夺食一般地偷走敌人的绝密文件。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他依然是名士，依然呷浓茶，吐烟圈，搓麻将——名士们的私生活每每是现在人所不能理解的。早年杨度就曾不惜花两千银元买回一个雏妓为妾，后因遭人非议，便舍己为人，将此女转赠他人。杨度有杜月笙这棵黑道上的大树荫护，杜月笙有蒋介石这座中国最坚实的靠山倚恃，所以，呆在这间屋里做地下工作的中共“特科”人员杨度，只在与故交新朋的聊天时猎取无价的情报（如沙里淘金），然后，再用一些匪夷所思的特殊手法把情报转给潘汉年、陈赓等人，就算完事了。在中共领导人一夕数惊地不断转移的时候，在中共“特科”其他人员暗举短枪与国民党特工殊死厮杀的时候，杨度一直在自己习惯的优裕生活氛围中，玩儿，并工作着。到现在也没人给我们讲杨度究竟给共产党提供过什么重要情报。随着陈赓、康生、周恩来、潘汉年、夏衍等一个个主持或参与过当年中共“特科”人士的相继过世，晚年的杨度对中共的真正奉献已经无从知晓。现在想来，一个过时的北洋老人，一个困在青帮“老大”家中的清客，自身绝无机会接触权力中枢了，而且，其故交不是在大都市里做寓公，就是在生意场上捞银子，也无利用价值了，那么，精明的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仅排名于总书记向忠发之后）同意臭名昭着的杨度加入本党，到底有多大意义呢？周恩来一定看重的是杨度的名士身份，因为只有这种身份，才适合出面掩护和搭救被捕的本党同志！是的，从来没改过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杨度，利用房主的令人敬畏的社会地位和此宅的地利之便，把这里变成了上海滩上中共中央一处可靠的避风塘，“特科”成员前来送转情报，被追得无路可逃的同志还曾匿身其宅，令吁吁赶来的安南巡捕悻悻而归。现在已经破落了的这栋民宅小楼，真该闢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地下工作博物馆”啊！

七当杨度的棺椁下葬于上海虹桥的万国公墓中的某个墓圹中后，人们便慢慢地遗忘了他。若不是临终之前的周恩来终于道破这个心事，杨度到现在怕也是个可憎復可笑的历史小丑吶！1995年暮春，在闹中取静的上海万国公墓里，在杨度的墓旁的一块树荫里，我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比邻排列的，是民国银行家钱新之、社会活动家杨杏佛和海派京剧大师周信芳。一望便知，这些墓都是“文革”结束后重新修建的。绿草毯上，一排排相仿的花岗岩石碑植成历史的树林，抚着这片坚硬而方正的树林走下去，我会觉得人生很沉重但也很开窍。我老爱看名人之墓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时，我很自然地想起远在北京万安公墓里的另一座墓——杨度的朋友李大钊的墓。

那是杨度五十三岁那年发生在京城的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李大钊先生被政府军警逮捕并被处以绞刑。没有证据表明杨度像李大钊一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我没找到这个读着四书五经长大的中国士人对新诞生的苏联政权的讚扬的遗篇。在他眼中，无论是李大钊，还是上一年遇害的报人邵飘萍、林白水，都和自己差不多，是当代纵横家，是靠笔桿子和游说来影响政府决策的名士朋友。他不一定坚信“英特那雄耐尔（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歌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