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母，比姐小九岁，姐妹同嫁一人的荒唐婚姻自然使安庆陈家大失颜面。后陈独秀把延年与乔年接走，但小哥儿俩在后妈那儿过得并不舒心，爸爸对他们也颇不慈爱。长大成人后，延年与乔年都成了社会的叛逆，这与他们苦难成长史也许不无关係吧！不幸的是，他们的生命都在不到三十岁时夭折—国民政府的法庭先后把他俩和许许多多风华正茂的中共党人送入了墓穴里。失了夫君，又一连送别了两个儿子，高晓岚悲痛欲绝！单从女人来说，这位恪守妇道的传统媳妇真是不幸！不少陈独秀传记中写到她与陈独秀关係不睦，且很吝啬。有例为证：陈独秀外出，欲索妻子十两金镯为游资，妻“坚决不肯”。人们说，这是因为受传统教育太深的高氏与夫君思想相差太远所致。其实，这种说法有失公允，且太有“为尊者讳”的嫌疑——漫道男女之情外人向来说不清，单以陈独秀纵情追求新鲜事物的性情，再温顺的妻子也会生怨。后来，关在南京第一监狱中的陈独秀曾亲口向同案的难友濮清泉承认过：建党之前，他“确曾放荡不羁”。所以，当时的高夫人就坚决不肯献出自己的金镯，别无它，只因不愿夫君离去而已。结髮夫妻同居十余年，宁无感情？不然，松年就不会在他们结婚十多年后来到人世。然而，正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陈独秀还是顺长江水东去了。他与受过现代教育的小姨子高君曼在外地结为良伴，并有了一双儿女。有了新夫人，身心都很阳刚的陈独秀还是不满足，还曾忙里偷閒去当时京城里的红灯区嫖娼呢！于是，高君曼也开始与他吵闹。高言简意赅地骂丈夫为“无耻之徒”，而陈夫子则十分机敏地反讥新妻为“资本主义”（只想垄断私产之意？）。从北京回到上海后，两人关係也未恢復昔日的融洽，后来高君曼不得不带着两个子女去了南京（那里有陈独秀购置的一处房子），由陈的皖籍好友亚东图书馆老闆每月寄去三十元生活费，再将此钱从陈的版税里扣除。铁石心肠的陈独秀甚至没给前后两位高夫人送终，高家姐妹先后在南京与安庆谢世时，他都没到场，都是亲友帮助料理的后事。甚至，他连一首怀旧的韵句也不肯留下，儘管他留给后人不少非常有功底的旧体诗。高君曼走了，潜伏在上海滩的中共总书记究竟住在了哪里就谁也不知道了，有一段时间，他失踪了！党内人包括他的秘书都不知道他的下落，连其长子、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来党中央汇报工作，也见不上当总书记的老爹一面。大家悲痛欲绝，都以为领袖已惨遭反动军阀的暗算。万不料，就在延年已经登船离去时，捂得严严实实的总书记却出现了，原来他因病住院了，是一位年轻女子服侍他的。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深得陈独秀信任的原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长郑超麟才意外地获知，那位女子叫施芝英，是一位有地位有身份的医生，那段时间，曾与陈秘密同居。但郑超麟不知道的是，这位施医生是何时出现的，是高君曼出走之前还是之后？她与陈同居了多长时间？为什么最后嫁了别人？这一切，已成千古之谜矣！在有了神秘的施女士之后，某次郑超麟去陈独秀的秘密住处时，还曾闯见领导屋里有过舞女模样的人。陈独秀难耐寂寞又一证也。被中共开除后的陈独秀，依然呆在上海。儘管已年过半百，居然又把后楼邻居的一个年仅二十出头的小女子潘兰珍发展为生活伴侣。见过潘氏的人称，潘很摩登，是“七分人材，三分打扮”的时尚女性。陈独秀面对比自己小二十九岁的小潘，倒是坚持组织原则，一直没告诉人家自己的真实姓名与身份。直到某次两人吵架，小潘一气之下跑回了浦东娘家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了被捕的共党魁首照片时，才惊悉，原来夫君即那个久被国民政府通缉的大名鼎鼎的共党领袖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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