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城市的相关图书，已经找不到一处杨度的故宅了。也许真的没有了。当年，为救任教北大的“过激党”朋友李大钊，杨度把自己的住宅“悦庐”卖了；数年后，为了救济李大钊等烈士的遗属，他又把远在青岛的前德国租界里的房子卖了。失了私宅的杨度只能作权势者的门客，从京城，到沪上，直至死。所以，我虽生长于青岛，对清末民初寓居岛城的名人旧居不太陌生，但从来不知道哪座洋房曾属于杨度。而且，我两度在天津探访旧时租界里的名人故居，也没有谁告诉过我杨度曾在哪栋小楼里落脚。北京西城区的丰盛胡同是杨度居住的地方，我曾自西向东走过两遍，百多米长的胡同里已经没有一座像样的旧时豪宅，而且新拓宽的太平桥大街刚刚又切去了胡同的西端。一位中年居民告诉我：本来胡同西头儿的北边，还有几栋以前的大房子，但现在都拆了。看一地残砖废瓦，我知道，一座新建筑很快就会崛起。与太平桥大街西侧的那幢近年新建的全国政协办公大楼隔路相峙。丰盛胡同里，有两个“国”字级的单位，而这两个单位，或许与这位奇人有某种关联。一是中国法学会，一是国家檔案局。杨度乃清末民初的大法学家，他不仅是清朝《钦定宪法大纲》的诠释者，更是《大清新刑律》的起草人之一。而在新旧交替时代，他活跃于政治舞台二十余载，其思想与作为又理应留给后人厚厚的檔案吧？可是，偌大的都市，却没给他一席之地。所以，在北方，我也就一直没能与这位奇人“碰面”。倒是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我却两度与之“邂逅”。虽说是上个世纪、上个朝代的事了，但“杨度”两个字依然是个幽幽散着神秘微光的人物，以致两度遭遇都颇令我踟蹰，不知自己该不该摸着这微光一直走进二十世纪之初。我很怕自己迷失在那段烟雾瀰漫的历史里。两次相遇的日子，都十分难忘——一次是在1995年6月1日，那天因与天真可爱的孩子有关而使我耿耿于心，而我也真的是在一位大孩子的指引下走进了着名的万国公墓——那天，我本是去谒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的，无意间却走到了“杨度之墓”的碑石前。还一次是2000年1月8日，那天是周恩来先生的忌日，我恰巧在上海半晌无事，便请《新民晚报》的高晨陪我去看“周公馆”。从幽静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回来的路上，在一个公交车的站牌旁，偶然见一方里弄口的墙上嵌着一块小小的铭牌，上面刻着四个字：杨度故居我不禁为这巧合暗自一惊，因为周公恩来先生，确乎与杨度有着某种神秘的关係！杨度在上海的旧居（摄于2000年1月）乱纷纷的闹市中，我一下子想起杨度的一句哀己不幸的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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