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告诉人们：皇权时代的封疆大吏们，个个是贪官，人人都昏庸，哪里还顾得上为国分忧与“培养人才”啊！于是，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五（1903年7月9日），二十八岁的杨度和全国各地推荐来的一百八十六位“拔尖人才”，在辉煌无比的紫禁城保和殿里参加了经济特科考试。考题为皇上“钦命”。好一个杨度，从容不迫地交上了答卷，愣是把八位阅卷大臣全“震”了！而其中一位“批卷老师”，就是颇有声望的张之洞。张大人那双老而不昏花的眼睛显然盯上了“杨度”这个名字。五年后，正是已经成为当朝第一汉臣（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与另一位重量级的汉官袁世凯（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联名奏保，“候选郎中”杨度才一跃而为中央政府里的四品京官。此后话也。初试成绩发榜下来，杨度高居一等第二名，仅次于日后的政敌、当过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数日后，他又顺利参加了复试。封官加爵指日可待矣！然而，就在朝廷准备为杨度等政坛新生代分配工作之际，养心殿里猝然传出不祥之讯——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瞿鸿时，意外听说：参加此次经济特科考试的人员，多系新党！这个老瞿，真是“大义灭亲”，他也是湘乡人，为了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竟然把小老乡杨度送上了俎板！紧接着，又有两江总督魏光涛两次电奏朝廷，指名道姓地举报梁士诒与杨度与上海的革命党“通同一气”！老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传谕：将梁、杨查办！一夜之间，“新科状元”和“榜眼”沦为通缉犯，杨度只好潜逃出京，转道上海再渡东瀛。仓皇亡命的杨度，哪里会想到，是次远航，不过是自己一生中不断去国外或租界作政治避难的“处女航”。再到日本的杨度，却因祸得福，因清廷先欲重用后又缉捕而名声大噪，那首长达二百四十六句的《湖南少年歌》，就是那时写成的，长诗被同在日本的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刊》上。此“歌”后来传回中国，大行其道，尤其诗中的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言，曾沸腾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湘籍热血青年的心！在“东洋”，专心从事“经济”的杨度，受到正寓居日本的孙中山的青睐，孙亲往杨的住处，与他探讨挽救中国之良策，某日因谈话时间太长而不得不留宿杨宅，两人相谈至天明才抵足而眠。日后，他把湘籍知己黄兴介绍给了孙中山。孙、黄合作之后，革命党才迅速壮大。留日期间，他还与另一位湖南老乡章士钊结下了终生的友情。后来，章氏不仅照顾了他的晚年，而且还在他辞世三十多年之后继续关照他的遗属。此外，他还与革命党干将胡汉民、汪精卫同窗求知。当然，“吾爱吾师（或吾友、吾同乡、吾同学），我尤爱真理”的老毛病又犯了，自负的他，时常与这些可以“对上牙”的人辩论救国方略。他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就颇不以为然，认为孙氏革命如一剂猛药，疲弱的中国已难以承受。若让中国康復，只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宪的温性药力来逐步改良体质。雄辩的孙先生纵有“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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