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洹上村没了，只有瑟缩于洹河上的袁林孤零零地留在中原大地上，任流年慢慢剥蚀，几近被世界遗忘。袁氏一生，骂名累累，而最为国人所诟病的，就是他竟然批准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我一直跟着人们骂，但从未自己解读过当时的文字。直到有一天，读到当事人曹汝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后，才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干脆说吧，即“卖国贼”并非无缘无故而“卖”；而且，我还新知道一点，就是人们所辈辈指责的“二十一条”并没悉数签订。

援引曹氏的话，可知一二：世人不察，混称廿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廿一条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关于当时的背景不可不交代：

民国三年（1914年），德与英、法在欧洲交火，中国宣布中立。日本人正想在中国攫取更大的利益，便瞄上了德人在远东的租借地青岛，与英国人连手出兵山东，向青岛的德军宣战。德国无暇东顾，日本如愿战胜。但日本人却在我的家乡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赖着不走。袁命人与日本人交涉从山东退兵事，日本人反向袁出示了一个极不平等的《觉书》（外交文件），有五号（项）共二十一条款，故时称“二十一条”。无耻的日本人瞅准了时机：英、法、德、意、奥、比和美国这些有实力的世界强国正忙于在遥远的欧洲大战，一时谁也顾不上东方，而虚弱的中国自身又定然打不过日本，所以，他们乘虚而入。

曹汝霖时任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副部长），因参加此项条约的谈判而一生都被“亲日派”和“卖国贼”的恶谥死死压着，“五四”那天怒不可遏的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他的家。该“贼”居然一直活到了1966年！

漳洹犹觉浅(15)

他生前在美国发表的《我与廿一条》是这样记述的：（1915年春）日置公使（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总统重视两国关係之切，速令裁决施行。”

本应向外交部递交的文书，却要当面交给驻在国总统，且敢令其“速令裁决施行”，可见日本人对我国之蔑视。对这等如此无礼之倭国使节，袁世凯早就在朝鲜见过，所以，他以国家元首之尊，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

翌晨，总统即召集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曹自称）四人到府（总统府）。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竟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商议。”日本人提出的“觉书”到底都有哪些条件呢？曹氏云：揣日本所提廿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都。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国。难怪袁世凯忿忿地在日本人留下的《觉书》上批註：荒唐荒唐！

实堪痛恨！遵照大总统的指示，外交部正、次部长与日本公使等举行谈判，从冬谈到春，前后三十多次会议，谈判殊为艰难。曹氏的回忆文章中屡屡出现这类记载：“彼此辩论很久，直至散会，没有解决”，“会议多次，各执一辞，终未获解决”，“争到舌敝唇焦”，“遂于不欢中散会”，等等。

然而，从来弱国无外交。至5月7日下午，日方突然向我政府提交了最后通牒，要中方必须于两日内接受除第五项条款之外的其余几条，“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覆，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此前，日本已经在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战争迫在眉睫！

高压之下，袁世凯召集副总统以下的政府要人开会。老袁问段祺瑞：“中日交战，有无把握？”性情刚烈的段将军，此番却只能实事求是地禀报：“三日即亡。”其余各位皆默不作声。外交总长陆征祥迟到，因为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NewellJordan）方才找他，要他务必传话给袁大总统，以他在中国四十年、与袁三十年的交情，特来劝中国忍辱接受日本人的通牒。陆总长说，这位当年掩护过康有为成功逃离京城的英国老外交官甚至声泪俱下，要中国忍气吞声待十年后再与日本一较高下。

事已至此，袁世凯流泪了，他只能衔恨宣布：（日本人）现在即已撤回（第五项）。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朱尔典）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鑑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