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喝了点水，清醒了些。周恩来让警卫员把他扶上马去，然后一同上路。这时，山谷 里十分幽静，崎岖的山径上不时传出得檔的马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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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红飘带 （二）
从湘江的浮桥上过来一副担架，颠簸在浓烈的硝烟中。由于飞机轰炸，担架走走停停， 有时又被蜂拥前进的队伍挤到旁边，在队伍里就掉得愈来愈远。
担架后面有四个警卫员，一个挎红十字包的年轻医生，紧紧地跟着它，保护着它。
担架上躺着一个年轻人，约有二十八九岁的样子，容貌秀美，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温文 尔雅，颇有一点学者风度。他脸上的表情是平静的，如果仔细看来，就会看出他是在极力忍 受着痛苦，仅仅是在下级面前才显出那种若无其事的平静。
他就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是头一年春天，在一座古庙里开 会，遭到敌机空袭负伤的。伤很重，弹片把肠子打穿，后来又化了脓。没有麻醉剂，也得施 行手术。整整八个小时，他的额上全是黄豆大的汗珠，却没有吱一声。人们没有想到，这个 文弱书生内在却如此刚毅。由于当时没能把弹片乱出来，腐骨没有清除，一直流脓，只好接 了一根橡皮管子把脓排出体外。这样就不能不增加他许多痛苦。长征以来，他就坐在用青竹 子扎成的担架上。经过两千余里的行程，几个担架员的衣服早已挂得破破褴褴的了。
这位红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人，是十年前，也就是他十九岁的时候，投身到共产党的队伍 中来的。他的命运几乎是当时一般青年人都会遇到的命运。当时，他在芜湖的一个教会中学 读书，由于看不惯外国校长欺侮中国人而参加了驱逐洋校长的学潮，紧接着就被开除。随 后，家里又给他娶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女子，他不乐意，这就跑到了上海。在这里，他上了 上海大学的附属中学。这个以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为校长的学校，却是一个鼎鼎大名的共产 党人在那里办学，这就是邓中夏。此外，瞿秋白、沈雁冰、施復亮等都在那里教书。王稼祥 就从这时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参加了共青团。当年，也就是一九二五年十月，他被保送 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于他聪敏好学，又有些英文底子，俄文学得很快。不到两年，他 就作为高材生结业，经过严格考试，进入苏联造就马列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红色教 授学院。那时同学中能够同他比肩进入这座殿堂的，只有张闻天、沈泽民等人。一九三○年 学成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当干事。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 支持下，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扶王明上台。王明为了贯彻他那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 维克”路线，就向全国各个苏区派去了钦差大臣。王稼祥也在这时，同任弼时一起化装成牧 师，辗转进入中央苏区。不久，他就成为苏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中革军委的副主席和红军 的总政治部主任。但是世界上的一些事情，常常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谁也没有想到，这个 年轻人同毛泽东共事之后，竟合作得不坏，并且常常流露出对毛泽东的钦佩，这难免就使事 情复杂化了。
现在，担架随着队伍进入一带密密的松林。飞机暂时看不见他们，人们的心情就变得舒 缓一些。王稼祥也微微地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下。这时，他听见前面队伍里有几个人正在一 边走一边窃窃私议。声音不算很大，但还听得清晰。
只听一个江西口音说：
“王参谋，这到底是上哪里去呀？”
“不是说同二、六军团会合去吗？”一个福建口音回答。
“二、六军团在哪儿呢？”
“说是在湖南什么地方。”
“能够会合吗？”
“鬼才知道。”
“唉！”那个江西口音的嘆息了一声，“前四次反‘围剿’打得多痛快，一次就消灭他 好几个师，俘虏是成千地捉，光师长就抓了好几个；就是第五次反‘围剿’搞糟了，连苏区 也丢了，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还不是那些‘洋房子先生’搞的！”“我看也是。”江西口音的说。“莫斯 科的‘洋房子’又加上上海的‘洋房子’…”说过，哈哈大笑。
“还有‘独立房子’！”福建口音的也哈哈大笑。
“你常见‘独立房子’吗？”江西口音的停住笑问。
“怎么不常见，可是我怕见他。”
“也不过鼻子高一点儿，有什么可害怕的！”
“咦，那人长着一对猫眼，黄眼珠，一瞪可真吓人！”
“你少见他一点就是了。”
“我们这搞事务工作的，少见也不行。他三天两头叫去训我。难伺候呵！他挑警卫员要 一般般高的，漂亮的；他的马要用香肥皂刷洗，备好马，他先用手从马头摸到马尾，有一点 点灰，就要骂人。有一次，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
“为什么？”
“那一次，我骑着马去给一位首长送信，离他的门还有好远，就被他叫下来，大骂了一 顿，问我懂不懂红军的规矩，你猜是为什么？原来是我过他的门前没有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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