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彼得看来，耕耘多年之后己可望收穫了：出海口已经有了，新的机构业已建立，机构的规章制度已经制订，数以百计的诫民诏令已经颁布。看来，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钟錶”已经造好，已开始顺利运转了。
事实上，这架“钟錶”的指针是逆向而行。在一个建立在残酷剥削、专横和阶级压迫基础上的对抗性社会里，生活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它无情地嘲弄了彼得的那些诏令，按照彼得的设想，这些诏令可以毫不费力地使全体臣民安享康乐太平。新的社会矛盾取代了“和谐”，阶级斗争取代了和衷共济，新机构、新命令、新规章制度无助于克服或者阻止阶级斗争的发生。
彼得是否看到了写在纸上的“良好秩序”和现实中远非良好的秩序之间的矛盾呢？事实上他不仅看到了，而且每天都在进行仔细的观察，试图按自己的意思去克服这些矛盾。他完全寄希望于在他看来是行之有效的惩罚大棒和镇压措施上。
那些官吏，即便是象枢密官那样位至极品，也是处于“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境况之中。1713年 7月，彼得限枢密官在三个月之内将监察官呈报的五、六份最重要的秘密报告审查完。他亲自规定：对“为私利而损害国家利益者”处以极刑。当沙皇得知枢密官毫不热心于揭发盗窃国库犯时，就警告他们说：“你们若是拒不照办，那就让你们也尝尝这种惩罚之苦。”另一份诏令严禁掌实权的官吏收受贿赂，充当承包商。“有敢于以身试法者，将责以体罚，财产归公，甚至处死”。
有关彼得的传说收集家雅科夫·什捷林曾记下一个很有趣的轶事。这件事虽说未可全信，但却相当鲜明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习和国家官吏的道德面貌。
据说一次沙皇得知，莫斯科有一位讼师有两种彼得最讚赏的本事：精通各种法律，为人大公无私，要是委託人确实有罪，他宁可败诉。
沙皇乐于结识这位法律家，同他就一些复杂案件交换了看法，发现他为人诚实，学识渊博，于是便任命他为诺夫哥罗得省的首席法官。几年以后，沙皇得知，这位前讼师开始受贿了。
“我可从来没想到你会干这件事。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不为别的，只因为仅仅靠我的薪水不足以养廉，要养活老婆孩子只好举债度日。”
“你核计核计，要多少钱你才满意，你才能秉公办案而不再受贿？”
“至少还需要增加一倍的薪水。”
沙皇决定给这位法官增发一倍半的薪水，同时警告说，如果他再受贿，就处以绞刑。
有一段时间，这位法官干得还不错，可是后来他又开始受贿了。一直从旁观察法官工作的彼得，揭露了他的罪行，下令将其绞死。
布伦瑞克公使维贝尔引证某位据称是“饱学之士的俄国人”的话写道：搜括来的一百卢布的税款，只有三十卢布上缴国库，“其余的都被官员们贪污中饱”。维贝尔把办事员、主任、代表及其他官员称之为“猛禽，他们认为，一旦为官，就有权对农民敲骨吸髓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农民的破产上”。这位公使指出：“索贿的手段花样翻新。儘管遵照皇帝陛下的旨意，若干索贿手段正在被根除，但是官吏们却以惊人的速度又施展出新的手段。”
由于下民纷纷告发，人们这才明白鱼肉乡民的魁首不是那些小人物，而是陛下本人最亲密的战友，那些御前大臣们，其中包括缅希科夫特级公爵、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托尔斯泰伯爵以及其他许多人。几起有达官贵人参与的重大舞弊案件被揭。西怕利亚省省督马特维·彼得罗维奇·加加林公爵是这类案件之一的牺牲品。
总督察官涅斯捷罗夫早在1714年就开始揭发加加林的盗窃国库罪，但此案呈报枢密院后，却毫无结果，因为此案的主办人，素以廉洁闻名的雅科夫·多尔戈鲁基公爵，这一次也不干净了，他包庇了另一位公爵——加加林的罪行。
但是，涅斯捷罗夫并未就此善罢甘休。1717年，这位总督察官将此事直接捅到沙皇那里去了。报告中列举了加加林的种种营私舞弊劣迹：敲诈勒素，贪污中饱，甚至把为叶卡捷琳娜从中国买来的珠宝也据为己有。
彼得任命了一个由近卫军军官而不是由枢密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之一利哈列夫收到沙皇的一道诏令，要他前往西伯利亚就地调查前省督加加林的劣迹，沙皇命他秉公办事。
加加林对罪行供认不讳。他向圣上承认办事不公，治省不严，收受贿赂以及用吃空额的办法窃取国家财产等罪行。最后他恳求皇上恩准他以有罪之身去修道院修行以了此余生。
沙皇没把这个贪污犯送往修道院，而是将他送上了绞架。1721年 7月，当着沙皇、大臣和处决犯的所有亲属的面，加加林在司法院楼前被绞死。
继加加林之后，揭发他的涅斯捷罗夫也被送上了绞刑架。在领导督察官的那些年月里，涅斯捷罗夫靠他这些下级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曾经揭发不少贪污盗窃犯，他对抓“小鱼”不感兴趣，却死死盯着“那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的一举一动。因为这样能抓大案，比之捉几个偷十来个卢布就心满意足的小贪污犯能更快地扬名。多尔戈鲁基家的两位公爵雅科夫和格里戈里兄弟、盐商富户斯特罗加诺夫、沃尔康斯基公爵等人都是经他揪出来而后落入法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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