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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回民发生暴动动，朝廷就要兴师征讨，万里运粮，动辄耗费亿万钱粮。而那些不肖官吏，却是名利兼收，使国家承受无穷之累。近年来，兵饷拖欠很多，饷银不能按时发放，难保他们不向回民借贷，甚至强行勒索。这次喀什噶尔回民滋事，听说也是由摊派引起的，虽然整个事情持续不到两个月，但已耗费帑金十多万。藩司衙门把司库翻了个底朝天，但仍然左支右绌。户部虽说下拨了五十万两，可是各省解到的还不到一半，藩库几乎枯竭了。

我曾建议，请将回族八城的办事大臣和驻军撤回，从回族酋长中选出八个家道殷实而能力又能服众的人出来，分别授予他们王爵，让他们各镇一城；规定五年一朝，每年进贡牛羊和毛皮。各城势均力敌，谁敢出头造反？如有叛乱的，就派其他回王统带本部去征讨。无事时可以节省内地饷需，有事时也可节省内地兵力。各城虽然分封，但国土未曾弃置，也不失朝廷的体制和颜面。也许有人要说：祖宗尺寸之地不可随便给别人，当日拓土开疆多么艰难，现在弃之如遗，何以对得起祖训？的确是这样。可是我所说的办法，并没有抛弃祖宗土地呀。历代封建各国，总是将人民和土地悉以委之，而奉朔本朝，何尝不是辅佐拥戴共主呢？今仿封建之例，各君其国，各子其民，而尊奉帝室，就好像是藩国一样，这不可以说是轻弃国土吧。现在南方的太平军还没有平息，经费短缺，各城军饷拖欠得已经很多了，兵丁连肚子都还饿着，难保他们不变为盗贼；假如回民中有凶狡的人登高一呼，各城群起响应，而内地无饷可筹、无兵可拨，二万里外发生叛乱，那真是鞭长莫及；如果命令驻兵征讨，则各城兵力本就不多，肯定不能空城前往。就算防兵共知大义，同仇敌忾，可是力量悬殊，也难以得手，到那时就骑虎难下了。如果不示以威棱，听任乱叛回民割据一方，不但有亏国体，也使其他民族生出效仿之心。回顾自回疆开拓以来，历次反乱没有哪一次不是调集内地满、绿各营兵将，钦派总统率军剿捕的，驻军之不能得力，就是明证。新疆南路如果撤裁安静，再讨论北路，那么边界就会渐次肃清。对于国计民生来说，虽不能开源，也可节流。至于乌垣、伊犁是连接中外的门户，留下来可以作为内地屏障，不能轻议裁撤。乐督也认为我的建议很有道理，但他一般是有胆时无识有识时无胆，当然不敢上奏朝廷。我也只不过是想想罢了。

西宁、平番、贵德和巴燕戎格等处边界上的生番、熟番、白服僧（即伊斯兰教徒）和蒙古族的穷人几乎人人为盗。几乎所有旅馆都藏着盗贼；青海衙门的通丁书役，也又很多人和小偷暗中来往。所谓的良番之说是萨迎阿提出来的。野番不准到黄河北边插帐，这历来就是明文禁止的。近年来野番不遵约束，纷纷偷渡，黄河北岸毡幕如云。自从琦相因剿捕雍沙而获罪后，舒兴阿和易棠相继接任总督，因为有了琦相的前车之鑑，所以凡是被野番抢劫的案件都不准申报。咸丰三年（1853），野番几乎譁变；红水县地方距省城只有百里，驿路就因此被阻塞了。咸丰六年（1856）二月，野番劫走关外驻军饷银五万两；四月又劫杀了官府的信使，撕碎他们随身携带的奏摺，朝廷对此却不敢征讨。

乐斌到任总督后，听说野番有投诚的想法，就派同知那逊阿古拉代理西宁府知府，意在招降这些野番。不久，那逊阿古拉禀称，他亲赴关外，野番头目和他在寺庙念经立誓，彼此永不侵扰，只是要求将黄河以北原属蒙古的地方让给他们放牧。据查，番族渡河的已有五十三万多人，蒙古畏之如虎，不敢不遵。于是请乐督具奏，并保举多人。那逊阿古拉还说边境可以开垦，还可以借用番牛垦种。柴旦木山内出产铜，可以派生番采挖，用生番的牛马驮运，官府赏给他们青稞口粮。总之那逊阿古拉说得天花乱坠，娓娓可听。

我笑那逊阿古拉，年纪一大把，还是这么急功近名，而见识却是如此昏庸，办事这般荒诞而无边际，而乐督却委以重任，实在令人忧虑。我对乐斌说：「事关边疆事务，不可草率。这件事，成则不足见功，败则适以贾祸，必须前后审度，一定要做到不留后患。」同仁中有见识的，也看出乐斌心中似有悔意，并有畏惧之心。后来乐斌对我说：「这件事只好拖着。不许他们投诚，那么野番肯定生变；如果准许他们投诚，又难保他们不再反叛。我未必还能做十年总督，只是过一天算一天罢了。」

这时候，图伽布赴西宁任办事大臣，路经省城，乐斌把这件事告诉他，图伽布恐惧地说：「制台您说我该怎么办呢？请您教我。」其实，图伽布对此事早有耳闻，所以才说出这么滑头的话。乐斌很不高兴。恰好提督索文在省城，就在双方劝解调停。一天，图伽布到我署中，仍旧这样说。我对他说：「这您就错了，蒙、番属青海大臣专管，总督乃是兼管。是否批准野番诚准，总督肯定会据咨入奏，您也无须恐惧。生番欲往放牧的地方，是河北蒙古的牧地，蒙古如果同意野番同在河北居住放牧，让地插帐，那么蒙古王公、盟长就一定会到您的衙门投递具结，您再当面问清制台，一起会衔入奏，您心中就有底了。至于野番是否永不滋事，那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

这事拖了一年，图伽布并没有发咨文过来。我听说他几次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