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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水旱灾害，政府借钱给百姓买种子，这本是国家爱护百姓的一项仁政，也就是所谓的「青黄不接，普赐春祺」。州县领到银子后却假造名册，送到藩司衙门备查，藩司衙门的书吏因为每年都会收到州县官员的好处，所以也就从不挑剔。多年来出借籽口的款项，交到百姓手中的不到百分之一，其余的都被州县官自肥了；个别州县官员体恤民生多艰，偶尔有实发的，也多半被衙门里的书吏派人冒领，不能惠及百姓。我过去在山西就熟知各种弊端，现在来到甘肃，发现情形差不多，于是严厉禁止，不准出借籽口，一来可以保护国帑不受损失，二来可以杜绝官员贪污。我已经奏明朝廷，明年春天不打算出借籽口。

我听说你们现在也有开着宝马领救济的人，此中弊端可谓古今同一。

道光二十四年（1844），邓廷桢先生就任甘肃布政使，大力提倡垦荒，目的在于增加耕地和赋税。可是他不该误听委员丁元淼的邪说，虚报数目，说查出开垦耕地一万八千多顷，又得到野番的贡地四万一千多段（「段」同「石」，是北方常用的丈量单位。1亩=1.6斗，一石等于10斗，也就是说，一段就是16亩），应征银一万七千多两，粮食二万三千多石。但这些耕地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民间因此受累无穷，地方官也常常因钱粮征收不齐而受处分。

琦相想奏请豁免这个沉重的负担，我大力支持。奏稿几次修改，还是不能确定用什么形式上奏。直到有一天排班参见时，我对琦相说；「新皇登基，广开言路，下诏求言。您为什么不就以应诏求言作为缘由呢？」琦相将奏稿交给我，我代他誊正然后发了出去。我又带头捐款，大家一共捐款两千两送给户部作为部费——担心户部书吏从中作梗。上奏以后，皇上特旨批准了。

为了整顿军务，琦相着手裁汰老兵。固原的士兵，提督成玉本来就管不住。这些士兵又听说要裁汰老兵后招募新兵，不让兵家子弟递补，于是全营大哗，一齐到教场集合，提督衙门为之一空。巡捕前往解劝，士兵们说他偏袒、包庇，将巡捕按在地上，把他的头髮和鬍鬚都拔光了。其实，这些士兵虽然骄悍，但也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平庆泾道范懋德听到消息后，非常害怕，亲赴敎场向众兵磕头，请求他们解散。众兵不从，范懋德又写下具结[1]交给队长，保证不再裁汰老兵，闹事的士兵才回营。

消息传到省城，琦相派副将特克慎前往调查，调范懋德进省城。范懋德还以为自己功劳甚大，提出依照军功标准让琦相保奏赏戴花翎[2]。等到见面后，才发现琦相很不高兴，甚至怒形于色，范懋德才一下子泄了气。

去年范懋德被派到甘肃来，就带着廷寄，交给总督布彦泰察看，廷寄中就有「看这个人才能平庸，难以胜任道员职务」的话语。布彦泰还没来得及任命他，就移交给了琦相，而琦相又因受礼部尚书祁寯藻先生的委託，想让范懋德自行引退，就以此奏明朝廷，让我劝劝范懋德。我和臬司明谊向他暗示了琦相的意思，可是，范懋德自夸功绩，并无退意，反而央求我和明谊为他在琦相面前说情保举。过了几天，我们答覆他这件事实在难办，范懋德因此对我和明谊恨之入骨，也只好随他去了。

范懋德本是陕西商人，最初捐的是通判，后来一级级加捐直到道台。这个人性情乖谬，而且目不识丁，声音笑貌让人嗤之以鼻。听说他所延请的幕友是京师一个失业的塾师，平常到处游荡，顺带帮人打官司，没有人敢将子弟交给他教，范懋德却以为以为捡了个宝，敬若神明。

总督和藩司到任，按惯例要委派道府盘查当地粮库，我到任后当然照办。范懋德盘查到静宁州的时候，向当地差役大肆勒索，又挑剔别人招待不周，不能让他满意，竟然用五百里加急快马递送公文控告。会宁、静宁等州的驿马不足，请臬台明谊核实，经过臬司明谊调查，将范懋德和静宁州知州张若敬等一起撤职，提到省城审理，由琦相上奏朝廷，以防这些人抵赖。

[1]「具结」，类似于现在「保证书」之类的东西。

[2]「花翎」，清朝官员在立功之后的一种奖赏，由皇帝亲自颁发，一般分为单眼花翎、双眼花翎和三眼花翎。

征剿野番种祸根

西宁一带，很久以前就受到野番的滋扰，黄河以南，野蕃的黑帐越来越多。甘州、凉州、肃州、西州四府都不堪其扰，就连马厂繁殖的马匹，也几乎被抢掠一空。提督、总兵等将领，总是报喜不报忧。居民被害的很多，以前虽然几次查办，而番贼的窝巢，如柯柯乌苏、额尔贡等地方，从来没有官兵去过，不过是浪费军饷，捏造战况报功而已。所以贼匪胆子越来越大，视官兵如儿戏。再加上熟番、汉奸以及蒙古、回族部落互相勾结，竟然侵扰到甘凉大道。来往的大员都饱受惊扰，连新疆驻军的军需物质都被他们抢走了，简直不成体统。

我三月到达甘肃时，琦相就有了剿办贼番的想法，他整天在校场练兵，不回总督衙门，也不和人商量。因为军务非我藩司职责，我也就不便过问。等到琦相命令我筹饷运粮，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七月中旬，琦相上奏委託我暂时代理总督衙门事务，札文结尾抄录奏稿，里面有「酌带官兵一千二百员，巡查边卡，遇贼剿办」的话。我和按察使明谊一齐拜见琦相，劝说道：「番贼肆虐，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