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您总是想把自己和自己的思想方法强加于对方……不必争论了，我也不是一个完全纯粹的德国人——而是一个普鲁士混血儿，这一点别人不会看不出来……您考虑问题的方式是直线型的：一旦当了分队长或者将军——在敌人看来就是十足的凶手，而中尉至多不过是半个狗崽子罢了。对吗？”
“对”。
“您当然比我更痛苦。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憎根您。至于我，克里姆林官方面的极度仇恨，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被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犹太金融家对我的事业所怀的那种贪婪的兴趣所补偿。”
“现在我算是完全明白啦。”缪勒吁了口气。“您的结论是，作为一个将军，您还能设法卖身投靠，而象我这样一个老淫妇，老缪勒爸爸，纵然变作一名中尉，也只有被俄国人和美国人枪毙的份了？”
“不，您根本不是巴伐利亚人，您是德国人，百分之二百的德国人，您的祖先肯定出生在布兰登堡或是汉诺瓦一带，我很怜悯您。我和您，分队长，正是我们俩，都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帝国的一部史料。我是一部反克里姆林宫的史料，您是一部既反克里姆林官，又反唐宁街、白宫和爱丽舍宫的史料——枪杀我们是一种罪孽。”
“不，”缪勒摇了摇头，“不，将军；您把我和施伦堡两人混为一谈了。正是因为您有这种想法，才促使我来找您的……古德里安拒不把您的‘红色圣经’的副本交给我们。这是为什么？”
“古德里安只不过是签字罢了，分队长，拒绝交出的是我。”
他知道拒绝把一份“红色圣经”交给秘密警察的后果。在这本书中载有苏联政治活动家、设计师、部长——总之，所有该政权中坚人物的案卷，这些案卷是盖伦利用打进俄国的间谍所提供的材料，利用截获来的电话谈话和对俘虏的审讯记录汇集起来的(他同弗拉索夫在一起呆了两个月，同他及其周围最亲近的人员谈过话，对“圣经”中的材料作了校正，并把叛徒提供的新情况补充了进去)。
“红色圣经”是盖伦取得成功的一种机缘。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占有他和他的参谋部所掌控的这种情报，包括主要研究政治上瞬间即可发生的倾轧事件的施伦堡在内，没有一个情报机关的人知道盖伦所了解的情况。队长忘记了，也许他并不懂得，真正的情报机关往往要提前许多年就埋下日后才发生效力的缓燃地雷。不过，也应当可怜他——他是在希姆莱手下工作，而此人是动不动就跑去向元首报功的。但总帝国军方却信奉着留有余地的法则：即便在胜利时也要想到．可能的失败，并且预先作好报復、反击和给予致命一击的机会……
“人们可能会对您产生误解的，将军，”缪勒说道。“我到这里来，目的是为了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盖伦摇了摇头：“分队长，您还是别自视过高吧：希特勒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我们军队。你们曾经是帝国最有威慑力量的机器，但那是一年前，甚至是半年前的事了。现在如果没有我们，你们是毫无作为。眼下再也不会把我交给你们处治了。我再也不怕你们了。”
“嘿嘿，”缪勒说，“您其是好样的。我对好汉们一直是仰慕的。我从小就这样，因为自己过去也是个胆小鬼。正是胆小鬼才爱贴近秘密警察哩——他们是真正有势力的，不客气地说，就是有权主宰别人的命运……不过，您还是及早派两排人到图林根别墅您夫人和少爷那儿去，让他们象保护眼珠一样地去守卫您的家室吧——现在可是恐怖时期，打击往往会降临在不幸的妇女和小孩头上……”
缪勒说罢，慢悠悠地、艰难地站起身来，向房门走去。
“您疯啦！”盖伦喊道。“您疯啦！请回来！”
缪勒顺从地转过身子，重新坐在圈椅上——现在他俨然象主人似的，沉甸甸地坐了下来，然后和好地说：“说实在的，来一杯咖啡才好呢。”
盖伦控制住自己，答道：“我可以请您喝咖啡，但您似乎也不妨派一个班的秘密警察驻进您的公馆。因为您也有夫人和儿子。不是吗？”
“家倒有过一个，”缪勒回答说。“儿子已经在东线殉国了，但我准备豁出老婆来。您拦住我就是为了说这个吗？”
“您为什么要‘红色圣经’呢？”
“想请您入伙。”
“什么意思？”
“一切都很简单：我打通了一条与莫斯科联繫的渠道；如果把您的‘红色圣经’向克里姆林宫抛出，就会在那里引起剧烈的风暴、极度的恐慌与疯狂的猜疑，其后果是难以预言的。西方将为莫斯科爆发的事件感到万分震惊。我听说，你们炮製了朱可夫、戈沃诺夫、罗科索夫斯基和航空人民委员沙胡林的材料，我们将把这些材料用适当方式奉献给对方。弗拉索夫的记忆力是有选择性的。普通人易忘的事情，叛徒却记得清清楚楚，这才是逻辑和情感的真正融合，是一种让所有纯洁的人都给骯脏的自己垫背的尝试，背叛是个异乎寻常的范畴，卖国贼往往想当一名第三者——目的是为了给自己开脱。他时时在寻找第一批和第二批的替身……您要是害怕，附带说一句，您怕是有道理的，您要是怕您的‘圣经’被我拿走会落到卡尔登勃鲁纳或希姆莱的保险柜里，那我就在这里——在您的办公室里用一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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