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秦铮下了最后的决心，余悦石也没有再说什么。
“那么语言这一关，你们怎么过？”过了一会余悦石问道。
“出于斗争需要，我自己也学了一些简单的日语。但是我知道，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两天，我会带着‘士官’多去一些日本军人经常活动的地方。我们会仔细地观察这些人的气质，习惯的、说话的口气。另外，我之所以把他的身份确定为士官，就是因为住在益民医院里的鬼子全部是士兵。在日军内部，士兵见到士官只有敬礼的资格。”
“是啊，这样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余悦石赞同地说道。“让我们再想想，还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就是时间太紧了，万一这两天敌人把老赵转移，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应该说，短时间内，敌人还不会这么做。一旦有变化，我的那个内线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的。”
正如余悦石所分析的那样，寺尾谦一的目光这两天暂时地离开了躺在益民医院里的赵丰年。这不仅仅是因为赵丰年的身体太过虚弱，根本无法审讯。更重要的是，追踪“白髮老者”的一队人马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正如他判断的那样，“白髮老者”的去向不是向南，而是向北。
仅仅过了一天，就有一个黄包车夫认出了这位乘客。顺着这条线索，特务们一路查下去，结果却发现绕了一个大圈。“白髮老者”下车的地点其实离“Y”字路口并不远。那是一片临近黄浦江畔的居民区，街道曲折复杂。居民大多数是世代生活于此的本埠人。黄包车夫坚定地指认了其中的一条弄堂。“白髮老者”下车后，步行进入了其中。
还是那一套：一位上了年纪的亲戚，第一次来到上海，迷了路……
连这样的细节都是寺尾亲自製定的。首先，调查者的真实身份是绝对不能暴露的。寺尾明白，在这片土地上，绝大多数人深深地仇恨着他们。一旦得知真相，恐怕很难会有什么线索。第二，他发现中国人的心都很软。一个令人同情的理由往往会比丰厚的赏金更有效。果然，没费多少劲，他们竟然从几个妇女的口中找到了“白髮老者”的落脚点——一座带阁楼的，独门独院的宅子。然而，小院的大门却被一把大锁牢牢地锁着。
一方面，他增派人手将那里控制起来。另一方面他命令立刻调查那房子的来龙去脉。很快就有了结果：房子的主人是当地一个很吃得开的混混。那傢伙颇有几套房产，全是放高利贷弄到手的。当天夜里，他就被秘密“请”到了情报处的审讯室。一个混混哪里见过如此场面，当时就尿了裤子。可谓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事情很简单，刺杀案发生的前两天，“白髮老者”租下这所房子。租期一个月，租金当场交清。
寺尾端详着地图。很显然，刺杀组本来的居住地离这里比较远。选择这样的临时落脚点可以事先分批将武器藏到此处。刺杀完成之后，又可以把武器临时贮藏于此，待风声过后，再悄悄取走。两个黄包车夫都曾说过“白髮老者”随身携带着一个不大的皮箱。看来，很有可能，就在“白髮老者”换车的某个地点，刺杀组碰了一次头。皮箱虽然不大，但装几隻驳壳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寺尾相信，皮箱和里面的枪枝一定还在那房子里，而且他还相信，那些人一定还会回来取枪的。
还有一个细节，引起了寺尾的兴趣。第二个黄包车夫说，“白髮老者”在付车钱的时候，几乎掏遍了全身却还是差了车夫几个铜板。接着他联想起第一个车夫说过，为了催促车夫快些，“白髮老者”许诺多付车费，而后来却出尔反尔，一个铜板也没有多付。
经费，他们的经费紧张之极。
转眼间，三天的时间过去了。房子门上的大锁仍然没有被人打开。一切都是那么的风平浪静。寺尾不急，他有的是耐心。
这时他办公桌上的几部电话的其中之一叮铃铃地响了起来。那是一部通往益民医院的专线电话。驻守在那里的一个特务小队就是由他直接控制的。
“什么？有人闹事。你们难道都是木偶吗？！……一个士官……岂有此理！拦住他，佐藤队长很快就会过去。”
他放下电话，摁下桌上的一个按钮。佐藤推门而入。
“有一个士官在益民医院里惹事，要求住四层的病房。你去一趟，看看是哪个部队的。”
一个小时之后，佐藤回来了。他报告说当他赶到时，那个士官已经走了。
寺尾听了也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包括守在益民医院四层的特务们也把发生在下午的“士官闹事”当成了一场虚惊。
下午四点钟左右，医院里出现了一个沉默的士官。这是一个日军中少见的大个子，身穿着一套骯脏的军服。一条绷带斜斜地缠过他的脑袋，把他的一隻眼睛，一隻耳朵包括大半个脸包了个严严实实。从绷带的灰蒙蒙颜色以及上面已经变成褐色的斑斑血迹上可以看出，他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换过药了。儘管如此，可是他的着装却非常整齐。衣领扣得死死的，腰带扎得紧紧的；连绑腿都打得一丝不苟。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浓重的硝烟的味道。当他默不作声地巡视着每一间病房的时候。所有的日本兵都把他看成了一位刚刚从前线撤下来的老兵。只要能站起来的，都纷纷向他敬礼。可这位士官，既不还礼也不说话，只是看看就快步走向下一间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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