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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绥看来，严厉约束外戚，正是为了保证他们能历久不衰。她一直牢记章帝时窦氏外戚被诛的教训，并引以为戒。在东汉历史上，邓氏一门差不多可以称为最为贵宠的外戚，史称“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正是由于邓绥注意“检敕宗族”，宗族成员也能够有所收敛，人称“阖门静居”。其实，这正是邓绥的高明之处。她倚重外戚，又不大权旁落，防止受人挟制。邓绥为了选拔有识之士，稳定统治，她也多次下诏选举贤良。其兄邓骘等人理解邓绥的深意，为了表示忠心王室，也曾举荐当时的天下名士何熙、李合、陶敦等列于朝廷，同时又辟举杨震、朱宠、陈禅等置之幕府。邓骘和邓绥一样崇尚节俭，且不恃权用私，也赢得了很好的名声。

邓绥临朝称制的十几年间，水旱蝗灾，接连不断，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内侵，各地“盗贼”蜂起。天灾人祸，对于邓绥来说，无疑是严峻的考验。面对挑战，邓绥以她的智慧和才识，采取了有力措施，集思广益，有针对性、有条不紊地处理每一件事情。每当听到有人忍饥挨饿，她都通宵不寐，并且亲自减撤饮食，还分派官吏巡视四方，赈灾济民，劝课农桑，抚慰天下百姓。在她的勤勉之下，东汉社会经济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下仍能获得復苏，史称“天下復平，岁还丰穰”。对于各边地民族的暴动，她采取虞诩等人的建议，转守为攻，先将西羌暴动平息，又转而安抚，逐渐平息了各地边衅，保持了边境的相对安定。

永初二年(108年)夏，京师遭受大旱。邓绥亲往洛阳寺覆核囚徒，审查冤狱。有位死囚实际上未曾杀人，却因刑讯逼供自诬，他见皇太后邓绥亲来，本来想藉机陈诉冤情，狱吏在旁，未敢造次。即将被押下去时，他抬起头紧紧地盯着邓绥，似乎有话要说。邓绥觉察后，便命人将这个囚犯押回讯问，结果，此人确实冤枉。邓绥遂将他无罪释放，并将主持此案的洛阳令收监抵罪。邓绥处理完案子，烈日炎炎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在回宫的路上，久旱的京师得降甘霖。后来，每逢大旱，邓绥都亲往洛阳寺复查囚徒，审理冤狱，整顿司法，这对于社会秩序的安定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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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制终身：东汉和帝熹皇后邓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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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每日面对繁重的军国朝政，但邓绥十分注重经史学术，教化天下。早在入宫之初，她就随同博学多才的曹大家（即班昭，《汉书》作者班固之妹）学习经书，兼习天文、算数等，如今更是带头读书，为宫中表率，使宫中形成了一股读书的风气。她还经常向曹大家请教学问，咨询政事。

永初四年(110年)，邓绥的母亲病重，她亲自侍疾。母亲病故，她忧伤毁损，十分哀痛。邓骘上书请求还家为母守丧，邓绥本来打算让他留下继续执政，但曹大家劝她说，让邓骘归家守丧，既可全其孝义之名，又可赢得谦退之誉。邓绥就听从劝告，令邓骘还归故里，并居住在母亲的坟冢之侧守丧。

曹大家（班昭）宫内教读

邓绥白天上朝听政，处理国事，夜晚则诵读经史，孜孜不倦。后来，她发现诸书之间错讹甚多，恐乖典章，特选大儒刘珍与博士良史等五十余人，在东观校雠五经、诸史，并委任宦官蔡伦典掌其事。这位蔡伦于造纸术的推进大有功劳，因受邓绥宠任，曾被封为龙亭侯，故有“蔡侯纸”之说。等到诸书校定，邓绥又命中宫近臣于东观授读经传，宫人们日夜习诵，朝夕不辍。邓绥还十分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元初六年(119年)，她创办了一所官学，以教授经书，专门下诏征召和帝之弟济北王、河间王5岁以上的子女四十余人，以及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入学。有时候，她还亲往监试。对于这一做法，她曾对堂兄弟河南尹邓豹、越骑校尉邓康等说：“我所以引纳群子，置官设学，实是因为眼下承前代之弊，时俗浅薄，巧伪滋生，五经衰缺。若不力加化导，就将使风俗日薄，人心难教，尤其是贵戚食禄之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知善恶是非，往往由此而招祸败。故而以文德教化子孙，使他们知有约束，不触犯国法罗网。希望你们明白我的意思。”

元初五年(118年)，平望侯刘毅上书安帝，认为应该按照帝王之制给邓绥立注纪：“皇太后膺大圣之姿，体干坤之德，齐踪虞妃(娥皇、女英)，比迹任(文王母)、姒(武王母)，孝悌慈仁，允恭节约，杜绝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内朝，流化四海。……巍巍之业，可闻而不可及；荡荡之勋，可诵而不可名。考检古代名妃贤母，无有像皇太后之功着者。应按汉家旧典，为之立注纪，使太后功德不绝于世。”既然朝廷之上有这样的动议，安帝当然不便拒绝。这件事反映出，邓绥的权力和地位已经十分稳固了。

这一时期的邓绥，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营造着施展才干的大舞台。有些大臣提出，安帝已渐渐长大，皇太后应该归政皇帝。邓绥对这些人基本上是轻者削职、重者处死，郎中杜根就曾因此被邓绥派人装入一个大口袋中，于殿外扑杀，然后丢于城外。谁知杜根命不该绝，竟然慢慢苏醒过来。当邓绥派人验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