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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城之门白日查验就非常严格，晚上更是仔细。宫门每天晚上都必须按时关门上锁，宫中设有值宿的司钥长，应锁的宫门到时由该门的护军参领负责上锁，然后派护军校将钥匙统一交到景运门司钥长那儿，再由司钥长率领护军依次验看扃~（音ｊｉōｎｇ ｊｕé，门上的锁具），然后司钥长还要将钥匙复查一番，检查完后统一装进匣子里再加锁藏好，第二天天亮的时候由各门护军校来司钥长那儿领取钥匙开启大门。城垣的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神武门的扃~分别由隆宗门、苍震门、启祥门、吉祥门的护军参领验查，查验完毕后同样委派护军校将门钥送到司钥长那儿收存，这就是禁城的门钥制度。

如果在夜间城门关闭后有急要事务需要出宫门怎么办呢？合符制度有明确规定：必须持有合符方可开门放行。合符，清书中载为铜质（现存实物也见有木质的），外涂金色，分阴阳两扇，里侧分别铸有严丝合缝的阴阳文“圣旨”两字，平时阳文一扇藏于大内并要装匣上锁，阴文一扇存放在景运、隆宗、东华、西华、神武门等处。如果夜间奉旨差遣或遇有紧急军务急需出门者，必须从大内取出阳文一半到经由之门，由该门护军统领、参领取出阴文一半两者合对，验证无误才可以放行并须在次日奏报皇帝。

欲了解宫廷禁卫，传筹制度不可不知。“传筹”就是夜间值班护军之间相互传递筹棒，以督察各汛（哨卡）值班情况，又相互传递平安信息的一种禁卫措施，形式类似于今日竞技体育中的接力赛。紫禁城传筹有内、外之分。紫禁城内，五筹递传，每天晚上自景运门发筹，西行过干清门，出隆宗门，往北过启祥门，往西过凝华门，再往北过中正殿后门，又往北至西北隅，往东过顺贞门、吉祥门至东北隅，往南过苍震门至东南隅，往西仍至景运门，传筹一周总共经由十二汛。紫禁城外围每夜传递八筹，自阙左门起绕城一周再回阙左门止。

有关宫禁的制度还有许多，在皇帝言出法随的封建社会，任何一个惊动皇帝的案例的处理结果，任何一种让皇帝有感触且开口评述的现象，或者是对王宫大臣奏报的批示等等，都将成为新的法例。

第四部分

第77节 事故频发的紫禁城

禁城坚如盘石又防守严密，宫禁面面俱到又处罚严厉，按理说就不该有什么破禁之事发生。但事情总是比想像的复杂，禁城破禁之事屡禁不绝，宫廷违例情形时有发生。

清朝建立之初，宫禁严明、护军骁勇，禁城也较为安然，其原因是清政权早期对文人名士的招抚，对广大百姓的安抚，当然还有对八旗人等的爱抚以及刑罚和牢狱的慑压，可以说清朝前期基本上是政治稳定、吏制清明、社会发展、国势日盛，历史上所谓“康（雍）干盛世”就是註脚。在这一时期破禁之事也少有发生，至少从清代宫廷现存檔案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好景不长，干隆朝后期社会秩序就大不如前，社会问题大量滋生；到了嘉庆皇帝当政的时候问题变得严重，甚至可以说嘉庆朝是个多事之秋。各种组织如雨后春笋，稀奇古怪的会道门迅速蔓延，教民闹事此起彼伏，各种怪事也层出不穷，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代表清朝最高统治权力的紫禁城也失去了往日神圣的光环，破禁之事也就频繁发生。

１．馒头小贩、僧人偷入禁城

先说件有趣的事儿。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三月二十三日这天，在靠近皇帝起居的养心殿的隆宗门外，一个正在卖馒头的小贩王库儿被巡守人员捉住。这是怎么回事呢？宫廷禁地岂能容商贩叫卖？事情是这样的——王库儿，顺天府宛平县一个以做小买卖为生的民人，咸丰元年（１８５１）九月间，王库儿在做生意时偶然捡到一块宫里用的腰牌，见利忘“义”的他随即就戴上了这块腰牌。从此以后王库儿就成为紫禁城的常客，大大方方地出入宫廷大门，俨然宫中一役，在宫廷之中售卖馒头饽饽等竟也平安无事，日子一久还与宫中不少人混得挺熟。就这样冒用腰牌的他一直无人查问，直到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四月间，王库儿出继的哥哥张贵林听说此事后又惊又喜，琢磨着这紫禁城警卫林立、水泄不通的，老百姓平时谁能进去？谁敢进去？做梦也不敢想——这等好机会怎能错过？张贵林把自己想去大内做做这独家买卖，瞅瞅那神秘皇宫的想法告诉了弟弟王库儿。王库儿倒也干脆，当即就答应了，随后将腰牌上原来的姓名“袁士栋”刮去改写成张贵林。自此张贵林就接替王库儿，开始了他原来做梦都不敢想的“大内摆摊”的生意。再说王库儿本人也没閒着，因为他在宫中售卖已有时日，出入禁门很有经验又混得脸熟，还结识了不少宫中之人，所以仍然在宫中找到了活计。有一个叫张春成的宫内厨师，让王库儿帮他一起做饭并住在他那儿。就这样，张贵林和王库儿竟然在戒备森严的宫廷里“非法”找到了工作，而且兄弟俩都平安无事。过了一段时间，宫中稽查又严了起来，王库儿就在咸丰三年（１８５３）三月初六日辞去工作向其兄张贵林要回腰牌想重操旧业。三月二十三日这天已在宫中混迹近两年的王库儿露馅了……这块腰牌原是什么人的？随身佩戴的证件怎么会丢呢？原来，这块腰牌是銮仪卫一个负责厨房事务的校尉袁士栋的，咸丰元年（１８５１）九月间，同在一处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