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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１８５８）戊午科顺天乡试，大学士柏为正主考，户部尚书朱凤标、左副都御史程廷桂为副主考。发榜后，有满洲平龄中式第七名。这个平龄素娴曲调，曾玩票登台演戏。为此引起物议纷纷，说戏子亦会中高魁？御史孟传金上奏劾平龄试卷朱墨不符，请特行覆试。咸丰下谕派载垣、端华等查办，不准稍涉徇护。果然，磨勘官復勘平龄试卷，发现草稿不全，诗文内误字疵谬太甚。同时还顺带发现应议之卷的人达五十名之多。柏先行革职，朱凤标、程庭桂解任。之后，又在平龄案内审出兵部主事李鹤龄代刑部主事罗鸿绎勾通关节，嘱买同考官编修浦安，更改试卷，并托柏家人关说柏等情节。舆论为之譁然。九月十三日，咸丰下旨：“科场为抡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甚严。不意柏身任大学士，在内廷行走有年，曾任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且系科甲出身，岂不知科场定例，竟以家人求情，辄敢撤换试卷，既有成宪可循，就所供情节详加审核，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泪。柏着照王大臣所拟即行处斩，派肃顺、赵光前赴市曹监视行刑。已革编修浦安、已革举人罗鸿绎、已革主事李鹤龄，着照例斩决以昭炯戒。副考官户部尚书朱凤标于柏撤换试卷，闱中并未查讯，出场后又不即行参奏，照例知情徇隐即应治罪，即止于失察亦应研讯，惟阅其供词，尚无知情情弊，着从宽革职。”于是载垣等再会审程庭桂收受关节案。两案归併，涉及朝野上百人，酿成大案。

由于贿赂风行，还给一些不法之徒创造了机会。干隆七年（１７４２），江西巡抚陈宏谋奏云：“江西积棍每年尾随学臣按试各郡，假冒学臣亲戚内幕，哄骗士民营求入学，讲定谢仪若干，一同包封，仍存士民之手，俟案出有名，方来取银，营求之人见其先不取银，以为有益无损，遂将银两会付尹包封画押，棍徒预用钱文假作银封，临时同伙设计掩饰调换，携银潜逃，名曰调包。迨至案出无名，士子启视银封，方知堕计，而棍徒早已远 。被骗者既不敢鸣官以取累，又不敢告人以贻羞，遂致此风各处多有，不能杜绝。”

童试、乡试毕竟涉及社会面广，透明度高些，容易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与监督。然进入会试，尤其殿试阶段，官方的暗箱操作则更具隐蔽性。左右金榜上考生名次的因素很多，比如“阅卷大臣”。顺治二年（１６４５）规定：殿试后，“各官所阅试卷，粘贴浮签，止书次第，不必书各官姓名。”其“各拟首卷，密封进览。”十五年（１６５８）又定，读卷官由部院堂官中开列，“恭请钦点十四名”。干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鑑于“每科试策，不过二百余卷，旧例读卷十四人，不免过多。”从此，八名进士出身的朝臣任读卷官成为定製。殿试的阅卷大臣都是由皇帝钦点的内阁及各部院执行长，虽然名义上是“公同阅定”，实际不然。大约从干隆以后，阅卷官们在拟定金榜考生名次上形成了这么一个规矩：依照阅卷大臣自身的地位与资历的排队状况最终决定进士在金榜上名次。中国第一历史檔案馆现藏有一份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２）金榜，榜上殿试状元为张謇。然而有谁知这个状元的得到还有个背景故事。当时张謇殿试考得并不理想，收卷官黄思永是他的同乡朋友，接到卷子后展开看，发现有一处空白，想必张謇挖补修改后忘记填写上，黄于是取出随身笔墨替他填上，另外还改了一处错。等到阅卷大臣评定排名次时，张謇的老乡翁同极力提携。当时翁同在八个阅卷大臣中资历与地位只排第四，但他自恃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又暗中运动另外几个阅卷大臣，最后还是将张謇拔为状元。

在金榜排名的问题上，皇上也是最终拍板的关键人物。通常情况下，金榜前十名（头甲三名及二甲的前七名）的名次要由皇帝最后决定。据史载，干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辛巳科殿试阅卷大臣推选江苏阳湖人赵翼第一，第二为浙江仁和人胡高望，第三为陕西韩城人王杰。干隆说：“赵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状元，无足异。陕西则本朝尚未有，即与一状元，亦不为过耳。”于是便授意将赵翼从头名状元调为第三名探花，而陕西的王杰当上了状元。清末发生的慈禧太后钦点刘春霖状元一事，则更具闹剧色彩。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清廷举行了历史上最后一届殿试，当时八位阅卷大臣拟定的金榜排名单为：一甲一名朱汝春，一甲二名刘春霖，一甲三名商衍鎏……。头十名的名单递到慈禧手中，当看到第一名朱汝珍的名字时，她就开始皱眉头。“朱”姓与广东籍贯，让她联想起了太天天国的洪秀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及革命党人孙中山等。加上她害死过珍妃，对“珍”字也过敏。再看第二名刘春霖，首先籍贯就好，“直隶（河北）隶宁”，当时天下大乱，正该“肃宁”一下，名字也吉利，当时正值大旱，谁不盼着下点“春霖”？另外，刘春霖这人书法不错，曾受人之託，为慈禧抄过《金刚经》之类的作品。于是慈禧便将刘春霖点为状元，朱汝珍只好屈居第二。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４），在中国延续了千年的科举制度走到了尽头。这年八月，在朝野一片呼声中，光绪皇帝下旨：“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