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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记载惠征任职年代和生平的有关檔案，其中有清朝每三年一次考察京城各部官员的“京察册”；有给官员发放银两的“八旗官员俸银俸米册”；有任命惠征职务的有关上谕；还有大臣奏摺中对惠征的评语等等。综合这些记载，可以得出慈禧的父亲惠征的任官经历：道光十一年前任笔帖式，即负责文字抄写的小官；十一年至十四年，仍为笔帖式，任职吏部，并于京察后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至十九年时，还在笔帖式任上，为“八品笔帖式”；三年后的道光二十三年，京察定为“吏部一等笔帖式”；二十六年，调充吏部文选司主事；二十八年，升任吏部验封司员外郎；二十九年，京察成绩又被定为一等，因此由吏部推荐面见皇帝，奉谕旨，准以道府一级的职务任用，同年闰四月初，升任该司郎中，併兼任工部宝源局监督，四月底，外任为山西归绥道道员；咸丰二年，调任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惠征到任不久，即逢太平天国军攻克武汉，危及安徽，安徽一些官员纷纷弃城躲避，惠征也忙把家眷护送至宁国府，自己带了印信粮饷，同总兵陈胜元等先转至南京，又移至镇江，再转到丹徒。一些官员的临阵脱逃，使咸丰皇帝大为震怒，令安徽巡抚严行查办，惠征也在被劾被查之列。但至咸丰三年，还未待查办，惠征即于六月初病故。

从惠征的仕宦经历，持“北京说”的学者得出明确结论：首先在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之前，惠征不具备充任道府一级职务的资格，因为，按清朝制度，道府级的官员，起码要五品或五品以上，而惠征在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时，才官居八品，十年后，方被谕令准予授任道府级官职。而这年慈禧已经十五岁，所以不存在生在外地或从外地收养之说。其次按京官三年一考核的制度，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十八年至二十年、直到二十九年之前，惠征都在北京任职，这些都有明确的檔案记载，只有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的考核檔案暂缺，留下三年“空檔”，但是，这三年内，山西潞安知府是达镛，并且达镛一直在任，经考证，这期间惠征也没去过浙江乍浦，所以完全可以推断：道光十五年慈禧出生时，惠征正在北京任笔帖式。也就是说，慈禧的出生地是北京。

３．有关慈禧的祖父、外祖父的檔案。如官员“履历单”、“在京官员俸银册”等，从这些檔案可以看出，道光十五年，慈禧的祖父景瑞，这个时候也在刑部郎中任上，就是说，也在北京。只有慈禧的外祖父惠显，在山西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任职副都统。因归化离北京较远，再加上当时的风俗，慈禧的母亲到娘家去生孩子的可能性不大，那么慈禧的母亲当也在北京。所以可以断定：慈禧的出生地只能是北京。

４．其他宫廷生活檔案。包括记载清帝后每天吃饭情况的“膳食檔”、每次看戏情况的“月戏檔”以及记录其生活起居的“起居注檔”等。在这些檔案里清楚地记载着，慈禧最爱吃的是北京的小吃，如“八珍糕”、“油炸糕”、“酥皮饽饽”、“奶油琪子”、“小窝头”，爱喝“荷叶粥”、“薏仁米粥”、“绿豆粥”等；一生酷爱看的是京戏，就在她去世前一周，还看了京剧名角谭鑫培、杨小楼等演的《金钱豹》、《艷阳楼》、《鹊桥密誓》、《伐东吴》等京剧名段。持北京说的学者认为，有人说慈禧善唱南方小曲，也有人说慈禧善唱山西民歌，并都将其作为证明慈禧出生在南方或山西的旁证，如果这也可以作为旁证的话，檔案比传说可信的多，那只能说明，慈禧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可是偌大的北京城，慈禧又是生在何门何院呢？这是北京说目前尚未能做出具体解答的惟一遗憾。

根据清朝檔案记载，慈禧娘家先后住过三个地方：一是咸丰五年（１８５５）慈禧的胞妹参加选秀女时的材料，写的是“住西四牌楼劈柴胡同”；二是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内务府官房租库”的呈稿，写的是咸丰皇帝将“西直门内新街口二条胡同北官房一所”，赏给惠征家居住，即慈禧娘家由劈柴胡同搬到了新街口二条；三是同治五年十二月，慈禧以同治皇帝名义下达的上谕：将“方家圆”入官房间，赏给其胞弟照祥居住，这样其娘家再由新街口二条搬到了方家圆。显然，后两处地方不可能是慈禧的出生地。所以，持“北京说”的学者，参照慈禧胞妹参加选秀女时的材料认定：咸丰五年（１８５５）之前，慈禧的娘家“住西四牌楼劈柴胡同”，这里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出生地。

关于慈禧出生地的种种说法，乍听起来真让人无所适从，但稍一仔细推敲，还是“北京说”的论据更加充分和可信。因为口碑传说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认定历史史实，檔案更具权威性，更有历史价值和意义。

经过百年巨变，虽然旧日的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已不復存在，再也找不到幼年慈禧生活的影子了，但历史将永远会承认，这里曾诞生过一个给中华民族带来过深刻影响的女人——慈禧太后。

第二部分

第40节 光绪猝死之谜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傍晚，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满含悲愤地离开了人间。临终无一名亲属及大臣在身旁，及至被人发现，早已死去多时，可谓生前死后，备受冷落，孤苦凄凉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