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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将慈禧的出生地说的比较详细具体，并且在惠征的一生中，他确曾长期担任过笔帖式之职。但有的学者经过考查发现，惠征任笔帖式的时间，都是在京城各衙门，这期间，他没离开过北京，更没有去过甘肃，所以慈禧生于兰州说，轻而易举就被击破了。

“安徽说”、“绥远说”及“兰州说”，都因纰漏太多，已逐渐被史学界否认，并达成了共识。而后三种说法，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对慈禧其人研究的深入，却越争越烈，至今尚无定论。

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刊有一篇不足三百字的报导：“史界新发现，慈禧生于浙江乍浦”。文中说，慈禧太后的父亲惠征，在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１８３５—１８３８）间，曾外放到浙江乍浦，任正六品武官骁骑校，而慈禧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生，所以她的出生地，是“浙江平湖市乍浦城内的满洲旗下营”。该报导又写到：在现今的浙江乍浦老人中，仍有种种关于慈禧幼年的传说。这就是从１９９３年出现的“浙江乍浦说”。

此说抓住了道光十五年慈禧出生这个关键性的年代，也抓住了当今诸说中时间考证上最薄弱的环节，所以单从时间上立论，此说似乎是可以相信的。但是细心的学者仍从中发现了疏漏：根据清朝政府对官员的考核檔案，道光十四年官员考核时，惠征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道光十九年，被任命为吏部八品笔帖式。如果按“乍浦说”的说法，惠征在这几年之间在乍浦当过骁骑校的话，他将从一个京城八品以下的二等文官，忽然连升几级，成为了正六品的武官，这不合常理；再由正六品武官，无缘无故一下又降回八品文官，则更讲不通。这些明显的破绽，最终使人对“浙江乍浦说”难以信服。

第二部分

第38节 山西长治说

最新奇、最独特的说法，要算“山西长治说”了，这种说法又称“潞安说”。因为当今的长治市，就是清代的潞安府。此说认为，慈禧压根就不是满洲人，她的生身父亲也不是惠征。

此说正式提出于１９８９年。先是这年的６月２３日，长治市郊区下秦村农民赵发旺（自称是慈禧五辈外孙），到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找到负责人刘奇，说慈禧是长治县上秦村人，并交出了一份五位老人联名、还人人按了手印的书面材料，要求政府帮助澄清。此后的九月，长治市志办的人员到上秦村对慈禧的身世做了调查。十月八日，长治市志办负责人刘奇写的《慈禧太后是长治人》一文，在《长治日报》发表，长治说开始引起社会反响。

此说所依据的“铁证”，主要是百年来流传于当地特别是长治县西坡村和上秦村一带关于慈禧童年的口碑传说。

据说，慈禧原本是长治县西坡村汉族农民王增昌之女，名叫王小慊，四岁那年，因家贫，母又病死，被卖给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名宋龄娥。龄娥天资聪明，爱唱小曲，宋家夫妇把她视为掌上明珠，七岁时送书房上学，九岁时就会双手写字。不料其十一岁上，宋家又遭灾难，因而被转卖给潞安府知府惠征家做丫头。一次，惠征夫人富察氏发现龄娥两脚底下都有一个瘊子，被视为福相而收作养女，改姓叶赫那拉，更名玉兰。惠征又请人教她填词作赋，玉兰出落得越发灵敏可爱。后来参加皇帝三年一次的选秀女，被选中入宫，从妃嫔一步步升成了皇太后。当了皇太后的慈禧，爱吃长治的地方食品：黄小米、玉米面、壶关醋、萝卜菜；偏袒重用长治人长治官员：长治人原殿鰲犯了欺君罪因慈禧讲情而免死，提拔了山西五台人徐继畲、长治人郭从矩，１９００年逃到山西时还接见了潞安知府许涵度；爱看山西地方戏上党梆子；爱唱山西民歌；关心长治人的疾苦，曾专拨银粮赈济长治灾民，等等。

与传说相呼应还有大量的物证：在上秦村关帝庙后，至今保存着一处“娘娘院”，被认为是慈禧入宫前住过的院落；在西坡村王氏家谱上，更明确写着“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的话；在位于西坡村外羊头山西麓的荒滩岸边，甚至还有慈禧生母的坟；在长治市城区原潞安府后院保存有“慈禧太后书房院”；而在上秦村宋家的土炕上，又刨出了慈禧给宋家的信，光绪、宣统年间清廷特製皮夹式清代帝后宗祀谱以及慈禧本人的单身照片，等等。林林总总，口传、实物和文献，各种证据共达三十八项。

为此，宋四元家的后人，自称是慈禧四辈、五辈侄孙女的宋双花、宋六则等曾联名写信，要求政府调查澄清。长治地方的男女老少，众口一词，并纷纷画押公证：慈禧是长治人。长治市为此专门成立了慈禧童年研究会，《长治日报》连篇刊载了有关慈禧童年及其家世的文章，认为“慈禧太后本是山西汉人”。近几年，长治慈禧研究会还陆续编辑出版了《慈禧童年考》、《慈禧童年——解开百年不解之谜》等书，拍摄了《慈禧是长治人》、《慈禧后代、乡亲话慈禧》的电视片、资料片，举办了慈禧童年展览，等等。

山西长治说，从人证到物证，纷纷扬扬，似乎证据最确凿，但在史学界，争议也最激烈。

１９９３年长治市慈禧研究会与北京史学会联合召开了“慈禧童年学术研讨会”，有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研讨。有的专家认为：长治市慈禧童年研究会“经过多年的深入访问调查，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