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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名世免凌迟（恩典呀），即刻处斩。方孝标已逝，也不行，开棺扬灰！惨忍之至！相关人员斩的斩，发配东北的发配，入旗为奴的为奴，妻子儿女自然也都跟着遭殃了。方苞也本该斩首的，后因康熙宠臣李光地相救才得以不死，但经此打击，彻底洗脑，今后人生十足良民文人一个了。

对这个案子，及以前的庄延鑨案，康熙曾对李光地发表过伟大帝王的见解：“你们相倾相害，满洲谁害汝。”不仅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到头来还怪你自己呢。

康熙时代的文字狱，远不止此。像徐骏案、鹿樵纪闻案、朱方旦案、王锡侯案、陈鹏年诗案、徐转造书词案，等等，包括很多方面，并不仅仅是因为防制汉人反清。比如朱方旦案，就有科学方面的压制在里面。总体来讲，有清一代文字狱，非始于康熙，也非全盛于康熙，顺治时便有，规模不大；真正搞大文字狱、杀人也多的，则是从康熙时代开始的，从此愈演愈烈，至干隆时走向极至也。

集权专制攀高峰（4）

这种东西对国家社会的危害极大，深入骨髓型，比战争的摧残还要厉害。民众害怕了，不敢去触摸现实问题，生怕啥地方犯了禁，那可是要杀头，甚至诛灭九族的。有清一代文人考据学盛行，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钻进故纸堆里，才是最安全的。长此以往，整个社会都凝固了，呆滞了，僵化了，晚明的那种思想大活跃大解放真是一去不復返了，而这才是阻碍发展的最根本的东西！思想的被禁锢，引发的是一连患的恶性效应，学术文化、科技制度等各个方面都将为之停滞，国家真是离全面衰落不远了。

更甚者，有清一代还在专制方面推波助澜。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文化极端落后者，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确却说，入据辽东后，不可避免会汉化，向大明全面学习。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东亚，汉化就是走向文明，文明就必须进行汉化，除非你再回到茹毛饮血的年代。至于汉化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任何文明都有其精华与糟粕，汉文明同样如此。表现在国家统治方面，既有大开大合，也有抱残守缺，民主与专制、开放与封闭、唯物与唯心等皆在其中对立统一着，但如前所言，前者才是主流的，就是到了晚明的最后阶段，国家已风雨飘摇之际，仍具有开放大气的一面。

可惜新来的征服者，学习时囫囵吞枣，什么都学了，又重点掌握了他们最想学的东西――最能长治久安的统治方式和最具防范功能的驾驭手段。这对他们来讲，比什么都重要。由此，大兴文字狱就能理解了，也能明白大清在统治方式上为何采取的是中国历史上最能禁锢人们思想的那一套了。

就说康熙，一向被捧为极其勤奋好学的帝王，究竟从汉文明中学到了什么呢？“民为贵，君为轻”？他肯定不会学。隋唐宋明？学了，但更多是符合他集权统治思想的东西，甚至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倒是晚明已基本弃之的程朱理学中的大量糟粕，康大帝却拿过来发扬光大了，甚至于捏在手中尽情把完，最大限度为己所用。

康熙曾自称“一生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所做何事”。他下诏升朱熹配祀孔庙“十哲”之列，牌位也进入大成殿，并重新刊行《朱子全书》，组织编写《性理精义》等，颁行全国，并在亲手操刀的序言中，盛讚朱熹“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拉开了帷幕，朱熹被推上了实际仅次于孔子的地位，理学也步入了极盛时代，牢牢占据着帝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对民众的束缚至深至远矣。

可以说，有清一代表面上把孔子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笼络中原民族归心的招牌，实则其统治民众的极辣手段并非真正的孔孟学说，就连罢黜百家后的也不是，而是朱喜集大成的新儒学——理学。它更能维护专制统治，更能禁锢民众思想，更能产生广大顺民，与过去的儒学已有根本的不同。而这个不同才是大清统治者最为关注需要的，才是康大帝极端高捧朱熹的根本之所在。

恰逢大清完成征服后的第一个治世帝王，又进行着长期稳定的统治，康熙的所作所为堪称帝国今后走向的基石，直接决定着未来发展的方向，地位至关重要！可惜他没能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中国史上最集权专制的统治就是他奠定发展的，到了干隆时代，已是“日臻化境，完美无缺”了。

直接后果是什么？整个社会的顽固不化、因循守旧，民众的愚昧麻木、奴性十足，帝国的创造力、生命力、解放力降至最低点，只能在最基础、最传统的模子里打转徘徊，即使有前进，也只是重复着百年前、千年前的老路，可新时代的要求已经根本不同了。

社会发展纵深看（1）

康熙的几项所谓大功业被拔得太高了，帝国内部建设同样如此，捧康者们丝毫不吝世间最优美的词藻来讚美，圣主的光芒万丈四射。

事实果真如此吗？就说康熙的宽仁爱民又能让人相信多少？不错，康熙没有干隆那么狠辣，但也绝不是一个善角。沿海迁界（见台湾篇）给东南沿海带来的破坏，当地民众因此所受的灾难，都是无法想像的惊人惨重，也是亘古未有的极端暴行，虽说始于顺康之交，前期又是四辅臣主政，可康熙亲政了十来年，也未见废除呀？就是消灭了明郑，收復了台湾，没有任何理由了，不还是在施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