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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讲了，人家皇太极对议和够有诚意了，就像这次己巳之变的发生，有惯常的抢掠等因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与袁崇焕和议没有谈成，而且大变前后，都曾投书明廷希望议和。没办法，来了个固执的人，崇祯按照老套路继续出牌，结果招来的是一场又一场的重击。

己巳之变中被重新起用的孙承宗，之后再度出任“辽东大帅”。他又搞起了过去那一套积极防御的战略，收復关内遵永四城后，想再接再厉，进一步恢復广宁、义州、右屯卫等城，并于崇祯四年（1631）七月，先令祖大寿等重筑宁锦大战后被满洲人摧毁的大凌河城。后金向来对明廷往前推进筑城很敏感，认为是其不甘心辽东丢失的反映，应对也非常激烈，过去发动宁远、宁锦之战都有这个因素在内，这一次同样如此。皇太极就这样说过：“渖阳辽东之地，原非我有，乃天所赐也，今不事征讨，坐视汉人开拓疆土，修筑城廓，缮治甲兵，使得完备，我等岂能安处耶？”（《清太宗实录》卷9）

皇太极很快行动，八月初六兵临城下，祖大寿坚守三月，弹尽粮绝，援军又无法赶来，无奈开门迎降。满洲人仍无驻守的打算，再次摧毁城池而去，可见他们目的是什么。明军又遭到惨重打击，守城将士伤亡不算，4万援军途中也丧于敌手，败逃而回的团练总兵吴襄就是吴三桂的父亲。至于被抢去的财物、人口及先进火器更是一个“多”字了，仅大小火炮就达3500门！看看，这叫干的什么？打不过人家，就不要惹事，老老实实保持现状，把城守好，把兵练好，待势而发不行吗？没办法，真是没办法！

还有呢！常言道祸不单行，一点不假。就在大凌河战役中，远在山东的吴桥（今河北德州吴桥县）发生了一场兵变，对大明的打击更为深远矣。

前面讲述宁远大战时，提过发展火器的极端重要性，而明廷对此也十分重视。崇祯初，徐光启和他的学生孙元化等成了倡导发展运用火器的带头人，这与他们“科技军工专家”与政府高官的双重身份，及崇祯帝的大力支持有关，否则也搞不起来呀。徐光启，大名人，不用多说了，且来谈谈孙元化。

孙元化（1582-1632），字初阳，号火东，江苏嘉定人，万历四十年举人，曾师从徐光启学习火器和数学，师徒俩都为晚明火器发展作出了大贡献。崇祯三年（1630）五月，孙元化升任登莱巡抚后，聘用葡萄人作教习，着力组建了当时东亚最先进的火炮部队。然孙此人纯粹技术官僚，领导无方，用人不淑，他所信任的原毛文龙部属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马上就为大明也为他自己带来了巨大灾难。

大凌河之战爆发后，孙元化命孔有德领兵火速驰援，行至吴桥时，给养不足，雨雪交加，与当地人又摩擦不断乃至因士后抢劫激化等，导致部队譁变。孔有德遂率众叛乱，与耿仲明等在山东半岛横衝直撞，先有自立企图，后被官军所败，历时近一年多，最后走投无路，于崇祯六年（1632）四月，降后金而去了。

孔耿不仅带去了1万多军队和100余艘战船，给山东造成了巨大灾难，更是摧毁了孙元化苦心经营的明之最先进最具规模的火器部队。仅他们带到敌方阵营的就有20余门红夷大炮、300门西洋炮，其余火器和甲仗不可胜数，尤其还有一批优秀的火器操作与技术人员。从此，后金（清）火器事业一下上了个大台阶，迅猛发展起来，乃到最后与大明不分伯仲也。

反观明方火器建设，却遭重大挫折，此后基本停滞不前了。孙元化所聘葡萄牙人，12人死难，15人重伤，而他自己也因统驭无方部下造反，又力主招抚举措失当，被朝廷处斩。这下非同小可，死的不仅是一个帝国高级行政官员，更是帝国最优秀的军事科技人才及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最有力推动者。此时，徐光启已是风烛残年，他这一去，再加内忧外患趋紧之下，朝廷也无多少精力关注于此，帝国军队发展的新路线走向破产了。本来凭力气就干不过人家，这下火器优势也逐渐丧失了，那就更不行了。

两次重创还没完，大明苦难在后头。崇祯七年（1634）、九年（1636）、十一年（1638），与己巳之变原因基本相仿，皇太极又亲统或派将三次入塞，大肆掳掠中原，所向无不披靡，明军几无还手之力，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家纵横驰骋于自家疆土上，攻城拔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国之辱、民之痛至深至远矣。

七年，皇太极亲率大军讨伐正处于宣云塞外的林丹汗，追击中乘机南掠宣府大同。九年，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尔衮同母大哥）领兵，蹂躏京畿4个月，凡56战皆捷，克16城，俘获人畜17万，扬长而去。十一年，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率军，兵锋直达山东首府济南，历时5个月，转战2000里，败明57战，克济南及3州、55县、2关，俘获人畜46万，还有大量金银等财物，潇洒而走。

清军耀武扬威到什么程度？打了你，抢了你后，还敢公然藐视你。谈迁《国榷》记载：“建虏出冷口。掠我子女，俱艷饰乘骑，奏乐凯归。斫塞上木白而书曰：‘各官免送’，凡四日，乃尽。”就那明军连屁也不敢一个，只能跟在人家后面，“礼”送出境。

国是到了这等程度，军力相差又如此悬殊，再谈什么收復，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