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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赴关外考察了解一番，结果并没有支持王在晋的主张。天启二年（1622）八月，天启召见孙承宗听取边事后，决定改任其为辽东经略，用如此高级别的朝臣担任此职，前所未有啊，足见朝廷对辽东的重视。

观天启一朝，不仅魏忠贤整个都被后世妖魔化了，其实细观很正常。也是呀，这人不管是干吗的，走极端的毕竟少数，一般都是很正常的人吗？又怎会作出不正常的事呢？就看这个天启，历史上被丑化成什么样子了，差点成了一无是处的白痴，可这召见并重用孙承宗之举，也不像呀？其实凡天启朝重大事件，都能看到天启的身影，还都是他最后的决策，有些可能是魏忠贤孤假虎威所致，有的如这次肯定就是天启本人所为了，后人对天启的棒杀当有过大之嫌。

孙承宗上任后，大力整顿山海关内外防御体系，经过三年努力，修復了9座大城、45座堡寨，练兵11万，建立12个车营、5个水营、2个火营和8个前锋后劲营，拓地400里。尤其营筑了宁远城，并以此为中轴，构建起完备的关宁锦防御体系。他的总方针是：“总之以修筑，因辽山以策应，因辽海以守土，因辽人以养人，因辽土以斟酌远近，分布控扼”（见谈迁《国榷》卷85）。应该说孙承宗做得这一切，为以后二十年关外抵御强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愧是一个优秀的总参谋长，但他和熊廷弼一样并不擅长实战，而这才是一个军事家最需要具备的吧。

很多东西往往都是双刃剑，孙承宗关外战守之策，有利也有弊。这么多城堡建起来，那么多士兵养起来，需要大把大把银子的。天启三年（1623），工科给事中方有度就上疏言及这一问题（《明熹宗实录》卷36），颇引人深思。

山海关内外10余万兵马，年耗费军饷400万两，加上周边因辽事增兵所需120万，共计520万，这是什么概念呢？过去辽东一镇军饷仅52万，而整个北方九边重镇，天下正供军饷也才340余万，即使因辽事加派到485万，如全部用于此，也有35万的缺额呢，差距何等之大！真是“竭天下之物力供一隅”了。明廷疆域这么广大，边防之患怎么可能就此一处？山海一带欠饷不可避免，每年竟达162万！难怪兵变不断发生。

而这还不包括营筑那么城堡的花费呢？加一起那不吓死人？明廷的财政已够紧张了，因为辽事，万历四十六年（1618）就不得不增收辽饷来应急，如此民众负担更巨，社会矛盾更大也。

当然要是值无可厚非了，关键是不是呢？宁远这样的重城不用多言，可那众多的堡塞，战时没几个有几个能起到作用？强敌每次打过来，都是一碰即碎，毫无防守能力，就那还 翻来覆去修復，又派兵驻守，耗费的可不是小数字啊。

还有那关宁锦防线，有必要向关外推进四百里，与后金前沿遥相对应吗？如果仅是防守，宁远与觉华岛互为犄角，扼住河西走廊咽喉之地，距关也有200里，足矣，再往前不如形成一个无人无粮的真空隔离带。否则，一直推进到敌人边防阵地跟前，无形中也给人家一个信号，你不甘于现状，还想有所为。客观上也诱发人家来打你，以后好几次宁锦一线的大战，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其实孙承宗就有“徐图恢復”之意，关宁锦防线明为防实藏攻也。明廷也不甘心辽东故土丧于敌手，五年后崇祯上台听袁崇焕说五年可復辽时还大喜过望呢。问题是你有那个能力恢復吗？明军与正处勃兴之际的八旗铁骑相比，差距太远了，根本不是对手，不自量力轻浮冒进，只会招来更惨痛的打击，当年南宋北伐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打不过人家，就别惹事，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卧心尝胆一番，待势而发岂不更好？明军最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提高战斗力，还不如把最大精力与投入放在这上面。只要拥有一支强大军队，以大明之宏大规模与战争潜力，局促于辽东的满洲人又算得了什么？从这一点看，王在晋的思想有一定道理，只是过于保守了，明军前沿放在宁远更为合适些。这个重镇只到二十年后吴三桂主动放弃，面对强敌轮翻轰炸，却能始终屹立不倒，大明旗帜高高飘扬，足够证明一切了。

孙承宗任上，后金因努尔哈赤的战略问题并未来攻，相反他到攻了出去！当时明军与后金隔着大凌、三岔两河相持，位于三岔河东岸的耀州算是后金的最前沿，并没有多少驻军。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孙承宗与手下第一大将山海总兵马世龙谋议，派兵夜袭耀州，结果招至柳河之败。这一出击不管何种原因，都极端愚蠢，就是侥倖拿下，迎来的也将是同样的命运，后金的无情打击。两个月后，近四年没有攻明的努尔哈赤又大发兵而来，岂能与此无关？

且说败讯传到明廷，孙承宗旋即遭到言官们的交相参劾，圣旨也严厉切责，于是自请而去，告老还乡了。一般天启一朝所有屎盆子都会往魏忠贤身上扣，这次也不例外，说是魏忠贤再陷忠良，才导致孙承宗不得不离开，言词切切，证据凿凿。无意为此再多论了，只想问一句，孙承宗能在辽东干三年多又是谁的功劳呢？

时艰方显英雄色（上）

接替者高第堪称天启一朝辽东经略任上最差的一个了，因前有柳河之败，上任后竟在没有敌人入侵的情况下，决定撤底放弃孙承宗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