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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什么蛛丝马迹，产生疑窦，各人出自自身的政治利益与前途，也是不愿去追究的，以免见疑于蒋。

第四，军统的黑幕重重，也使此案难以露出端倪。一是由于军统活动的特工性质，使戴笠的一切行动都处于神秘状态，一般人既了解不到坠机事件的来龙去脉，也不敢妄加揣测，因而难以在掌握全盘真实情况的基础上，对坠机事件的原因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这就失去了侦破此案的最基本的条件。二是以戴笠的威势、力量和本领，没有人会相信谁敢对戴笠这位暗杀之王进行暗杀。即以军统内部来说，没有人会相信谁敢背叛老闆，做出此等大逆不道的事来。三是虽然马汉三的不轨行为已有少数军统大特务察觉，但是自戴笠死后，郑介民继任局长，郑得马的好处太大，故很快对马加以保护，故原先戴笠准备调动打击马汉三的计划不仅不能实现，马汉三的地位更为巩固，居然先后当上北平市民政局长和河北省“国大代表”。四是当时正值军统局改组的重大转折时期，军统上下人心惶惶，个个自顾不暇，又正值国民党政府及军统还都前夕，到处一片乱糟糟的景象，无人顾得上研究戴笠坠机一案。更有许多大特务因在胜利大接收中贪污鲸吞了大量汉奸敌伪财产，心中正惴惴不安地担忧戴笠对此进行清查整顿。忽然之间，闻讯戴笠已死，不啻有“天助我也”之感，如何再去管他戴笠是否死得不明不白。

第五，戴笠在生前对古剑一事守口如瓶，延缓了对此案的破获。龙泉宝剑的失而復得是导致戴笠之死的直接原因。由于龙泉宝剑不但是一件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而且是一种皇权的象征。戴笠本是有野心的，他自得到此剑后就爱不释手，并产生一种截留此剑的强烈欲望。然而，戴笠又怕此事张扬后，蒋会窥破自己的野心，从而引起蒋的猜忌。于是，对得宝一事秘不外传，严加保密。除龚仙舫外，一般军统特务根本不知道有“龙泉宝剑”失而復得一事。在“3 ?17”空难中，戴、龚一死，剩下的只有马汉三、川岛芳子知道此事过节。马汉三自不会说，川岛芳子正被作为汉奸关在狱中，当然也无人去问她。结果，沈醉虽从江宁县长手中讨得此宝，却没有一个特务了解围绕这柄古剑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故事。否则，如果有人当时知道这把古剑的来历，围绕它追寻下去，马汉三、刘玉珠背叛暗害老闆的行径很快就会暴露。

结果，使马汉三轻易过关，直到两年多以后，才来重复这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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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_9 树倒猢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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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一生的仇家遍布天下，许多人是敬鬼神而远之。国民党内，除三陈（陈诚、陈果夫、陈立夫）、黄埔三大哥（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这些蒋身边的心腹，还敢与戴作对或发难外，其他一般的派系或权贵是从不敢公开站出来向戴挑战的。然而，戴笠一死，形势逆转，军统顿处四面楚歌之中。

三陈、黄埔三大哥自以为了解蒋原先要借三大会议的呼声，密令撤销军统局的腹案，因而主张彻底改组瓦解军统的呼声甚高，劲头也特别足。至于孔祥熙、贺衷寒、叶秀峰等人，因过去累受戴笠的攻讦，早已满腹怒火，现在时机一到，也都群起“围剿”，恨不得立将军统整垮取消。至于宋子文、胡宗南、汤恩伯等人，虽在戴笠生前与军统关係极好，但囿于军统名声太臭，戴笠仇家的力量太大，各方面要求取消特务机关的呼声太高，自觉力量有限，难以援手。在这种形势下，不少人认为军统必垮无疑。

岂知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是另有打算的。当初蒋介石秘密指令要撤销军统机关，其目的对外是为了应付三大会议，对内则是为了抑制戴笠的势力，并且后者的动机比前者更明确。现在戴笠“不打”自倒，后者的目的已圆满达到；内战也一触即发，对三大会议要求取消特务机关的呼声和承诺，也无敷衍应付的必要。因此，蒋一反原来的态度，不但决定把军统组织保留下来，而且当唐纵、毛人凤建议把军统局改为国防警察局隶属内政部时，蒋仍然指示将军统留在军委会系统，军委会改为国防部时，军统局则改为保密局挂靠国防部。这是包括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许多大特务都没有想到的。

但是，蒋介石吸取军统后期尾大不掉、权重震主的教训，对保密局的体制和权力作了精心安排和严格限制，不使其跳出蒋所能掌握的范围。

一是对军统进行大规模的缩编。1946 年10 月1 日，国防部保密局在南京马台街22 号成立（后迁入洪公祠1 号新大楼），全部人数与军统全盛时期相比，精简人数达四分之三左右。在保密局内部机构方面，保留下来的只有情报处、行动处、人事处、电讯处、司法处、经理处、总务处、局长办公室、督察室、总稽核室，其余的机构合併的合併，撤销的撤销。在外勤机构方面，保密局将省站划分为甲、乙、丙三种级别。结合缩编和裁汰人员，保密局在人事上也进行了自成立特务处以来的最大规模的调动，力量受到很大削弱，走上了一蹶不振的道路。

二是实行分而治之的办法，将公开单位逐渐划出，脱离保密局的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