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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君强在一旁苦笑说：“只好听天由命了。”

这时，周佛海的情绪也逐渐平静下来。他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处境，认为戴笠既死，指望戴笠出来说话已经落空，戴笠过去的种种许诺当然也不能作数。戴笠的继任者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之流，既没有戴笠的那份胆量和魄力，也没有戴笠与自己多年来形成的那种密不可分的友情和关係，当然不会为自己承担任何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周佛海以为，现在唯一的希望，只有趁国民党和军统各方面的人事尚没有大的变化，过去所谓“曲线救国”

和“自首”经过的是非曲直还能说得清楚，索性诉诸法律，抖落内幕，打一场笔墨官司，说不定尚有可为。否则时过境迁，情况变化，还有谁肯为我们这些巨奸站出来讲话作证。如此一想，周佛海激动地站起来说：“我们不能这样消极等待。我们已经等了7 个月了，好像蒙在鼓里，不上不下，很不是滋味。我们应该主动请求军统把我们移交法院。这样，索性下个决心去打官司，反而可以求得一个心安”。周佛海说完，便征求其余几个人的意见，问：

“你们以为怎么样？”隔了很长时间，还是追随周佛海时间最长的罗君强嗫嚅着回答：“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办了”。丁默邨也低声表态：“那就这样办吧！” 其实，周佛海不要求上法庭，军统也迟早会因顶不住舆论的压力，而把他们交出去。 1946 年9 月17 日，周佛海等人由重庆杨家山梅乐斯公馆，被解送南京军统宁海路21 号看守所。1 个月后，被移交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10 月21 日，周佛海由首都高等法庭进行第一次审理。这以后，周佛海虽然施出浑身解数，但仍免不了被判处死刑。直至杨淑慧以公布当年通过戴笠转给周佛海的那封“知名不具”的密信相威胁，蒋才于1947 年3 月26 日发布特赦令，将周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这中间，大汉奸陈公博、缪斌、褚民谊、丁默邨等人已被先后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自战后以来，全国对汉奸案件判处死刑者达2720 人，其中得到特赦的仅周佛海一人。这中间的关节，或许是掌握在杨淑慧手中、并且已被存入香港银行金库的那封密信起了作用，或许是蒋念在已死的戴笠的情份，总算免周一死。但是，蒋赦之，天不赦之。

1948 年2 月28 日，周佛海仍然免不了病死狱中，结束了其反覆无常、卖主求荣的一生。

在戴笠生前密友中，表现最为平静的莫过于张学良。如果说戴笠之死，使胡宗南失去的是盟友、杜月笙失去的是靠山、周佛海失去的是救星，那么给张学良带来的仅仅是一层凄凉和迷惘。张学良从1936 年12 月26 日被软禁，直到抗战胜利，在9 年中共12 次迁徙。在一个地点囚禁时间最长的仅2 年多时间，最短的只有3 天。抗战胜利后，张学良本指望蒋介石能释放他，认为即使是判刑关押的时间也差不多将满。张学良曾多次想见见戴笠，能了解打听一下蒋对自己安排的腹案，但戴笠因忙于指挥接收和肃奸，那里还顾得上去看望张学良。于是，戴笠经请示蒋介石同意，另派东北籍参政员莫德惠代表蒋、戴到桐梓天门洞看张。莫德惠带来了一隻蒋送给张的欧米伽怀表，其意在晓喻张学良，囚禁的时间将是无限的。张学良接过怀表，想了一下，也把自己在瑞士买的菲利浦派克牌金表送给蒋介石，含蓄地暗示 “关押十年，已经期满”，应该释放他了。岂知莫德惠把金表送上去，却是石沉大海，音信皆无。张已知事不可为，心中更加失望和苦闷。1946 年夏天，沈醉到桐梓天门洞最后一次看望张学良，并给他带来了戴笠春间飞机失事的消息。张学良平添一种伤感的情绪，似乎对自己的前途也有种不祥的预兆。果然，几个月后，张学良被送往台湾，开始了更加漫长无涯的囚禁生活。

因戴笠之死受损失最大的当数蒋介石本人。但是，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情又是极其矛盾和复杂的。

一方面，蒋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几年来，戴笠的权力之大，确使蒋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不但军事、警政、交通、治安等方面都被戴笠的军统组织严密控制，即在财政、经济、党务等方面，戴笠也有很大的势力。由戴笠控制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汪伪税警武装、任援道的伪军等力量改组整编而成的交通警察总队更是清一式的美械装备、机动性大、火力强，很有一些实力。特别是戴笠掌握国民党高层统治集团的全部黑幕，可以用此作筹码，分化瓦解，打进拉出，呼朋引类，其呼风唤雨的能量不可小觑。抗战后期，戴笠又与美国人紧紧地抱成一团，挟洋人以自重，其地位及势力扶摇直上，连蒋也不敢怠慢。而美国人对蒋的蔑视与傲慢，甚至暗中策划倒蒋，蒋是深以为戒的。如果美国人一旦假手戴笠进行逼宫，岂不是有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想到这些方面，蒋常常不寒而栗。蒋控制手下的办法历来是靠做连环套，先培植各派政治势力，然后用甲抑制乙，用乙抑制丙，再用丙抑制甲，如此互相监视，互相掣肘，力量互相消耗，谁都跳不出蒋的手心。无论是政学系、CC 系还是黄埔系，也无论是宋子文、孔祥熙还是陈家二兄弟，或者是何应钦、陈诚，还是胡宗南，斗来斗去，斗了20 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