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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林柏生行经香港历山大厦门前时，刘方雄再次指挥两名行动特务从背后跃出，用袖藏的铁棍对准林柏生的头部猛击1 棍，林当场昏死过去，两名特务1 名当场被人擒获，1 名乘隙逃走。林柏生由警方秘密送往玛丽医院治疗一个多月才痊癒。

经此一击，汪派在港人员锐气大减，一个个蛰居潜伏起来，只于夜暗中进行一些活动。汪精卫在河内闻知林柏生被击，更是小心谨慎，步步提防，先是躲进河内西北约80 公里的一处名叫“丹岛”的避暑地。1 月28 日，陈恭澍率行动组人员跟踪找到“丹岛”山中，汪精卫当机立断，住进了河内市哥伦比亚路高朗街27 号朱培德夫人的别墅里。不久，这处地方亦被陈恭澍按徐先生递送的情报找到，于是河内刺汪行动组开始了一系列的周密计划和准备工作。

3 月中旬，戴笠从各方面得到情报，汪精卫将在近期内有离开河内的迹象，于是，经请示蒋介石批准，于3 月19 日电令陈恭澍：“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行动组本拟在3 月22 日夜间开始实施硬性行动。但是在3 月20 日，因汪精卫一行要在当日到距河内市区数十公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故行动组改变计划，准备在途中进行狙击。结果在河内郊区红河达莫桥头被汪精卫等人发现行动组的企图，而陈恭澍却于此时有一个瞬间的犹豫，使汪精卫一行得脱，临时取消旋游计划，回到高朗街27 号住宅。

陈恭澍见行动组的企图被汪精卫发现，决定将行动计划提前到3 月20日夜间实施。本来高朗街27 号朱宅是1 幢3 层楼房。3 楼正面两间房间，1 间较大，1 间较小。较大的1 间，里面有床铺设备，汪白天大多在此起居会客，而夜间则睡在隔壁的那间较小的卧室内。这也是汪的机警狡诈处。结果行动组通过长期观察，推断较大的房间是汪的卧室，作为行动的第一目标。

当晚6 名行动人员全体出动，按预拟行动方案翻墙入楼，用利斧砸开房门，举枪狂扫屋内。结果，住在房内的秘书曾仲鸣被打死，而汪精卫却再次逃生。

陈恭澍等人满心欢喜地逃回密点以后，却打听到20 日晚的行动误中副手，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陈一面急电戴笠报告结果，一面即派王鲁翘火速赶往香港，当面汇报经过，其余人则暂留河内听候戴笠对下一阶段行动的指示。

戴笠在香港高街6 号听完了王鲁翘的汇报，许久不作一声。此次行动，戴笠可以说是调动了他的全部智慧和行动经验，也可以说是竭尽了全力，投入了全部精力，他大部分时间都坚守在香港进行遥控指挥，甚至连春节也是在香港过的，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这不能不使戴笠极度伤心。而此次行动失败，其政治上的后患将难以预料。但到这一步，大势已去，行动组再留在河内，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于是，戴笠在表扬了王鲁翘等人的忠勇行动之后，立即下令解散河内刺汪行动组，召陈恭澍、唐英杰回香港，调余乐醒等人径回重庆，除陈邦国、余鉴声等人被河内警方逮捕外，其余人员被分别派往他处。所有人员接电后立即撤离河内，不得停留。一切善后事宜交方炳西办理，香港指挥中心也随之撤销。

多年以后，戴笠在总结河内行动的教训时仍然心有不甘地说：“民国28年3 月 20 日，在越南河内，我们因制裁汪精卫，被当局捕去的两位同志，至今还关在河内。我们检讨当时的得失，是计划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网，只打死汪的副手曾仲鸣。汪精卫后来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危害国家民族，这实在是我们的遗憾。当时，应该在达莫桥上把他打死。不在桥上打，而在晚上行动，已经失策。但当天晚上，我们的同志还勇气甚足，敢于去打，而在法国人统治下的河内，我们能够造成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一幕，也总算难能可贵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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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_4 控制孙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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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怀着恐惧不安的心情回到重庆，向蒋介石復命。出乎戴笠意料之外，蒋并未对这次失利进行深责。蒋深知汪精卫亦是国民党集团中的顶尖人物，非等閒之辈，以蒋之老练精明，数十年来尚不能制服汪，何况戴笠。退而论之，戴笠这次能亲率特务，第一次超出国民党政权所能提供保护的范围，孤军深入到别国境内，将汪精卫的副手打死，也属难能可贵。

更为重要的是，从1939 年初开始，蒋介石的政治重心已经开始从对外抗日转变到对内反共。在1939 年1 月21 日至30 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会后，蒋介石特别交代戴笠，当前许多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中钻进了中共人员，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地方武装的领导权，形成了与国民党中央军抗衡的力量。并告诫戴笠，据有关方面报告，孙殿英的新五军里就钻进了大批共产党人，孙殿英的副军长邢肇棠就是共产党人。蒋介石说，华北沦陷以后，晋东南的中条山区、太行山区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唯一敌后根据地，必须确保能把孙殿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