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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文友社成立后，戴笠、文强设计如何将特务处的特工人员不露任何痕迹地打进去，以控制这座反间谍机关的主动权。首先，戴、文决定派遣黄埔六期出身的特务、杭州警察局指导员王树人当一名文友社的看门人兼收发，实际是这座机关的我方特工总负责。因王是瘸脚，处处又装出一副无所作为、任人训斥笑骂的司阍模样，不但文友社的程、彭和日方间谍毫不起疑，就是戴笠派进文友社的特工人员也没有识破王树人是他们的顶头上司。

平时，王对他们的指示都是用约定的不直接接触的方式进行联络。接着，文友社聘用记者，程克祥引来了3 名日方间谍，戴笠决定派两名女特工打进去工作。为了不使程、彭和日方起疑，戴笠叫文强通知程、彭，对聘用记者进行当场考试，合格则用，不合格则不用。而戴笠安排的两名女特务，一名安占江，东北人；一名吴忆梅，曾任《上海晚报》记者。两个人不但年轻貌美，能说会写，善绘画，懂照相，而且都受过大专教育，又分别在北平警高和中央警校受过严格的女警官训练，骑马、射箭、打枪等样样皆精，是两位特工全能人才。戴笠、文强还预先对她们训练一番，既不能太露，以显出马脚，又不能装得太“笨”，反不被录取。果然是一试就中，又没有令程、彭和日方间谍起疑。

第二步，戴笠、文强设计遏制企图进入文友社的日方间谍，而对已经进入的则试图赶走，这样不给日谍在文友社的立足之地，以便于我方特工人员的活动。程克祥介绍了3 名日方间谍，文强提出须进行考试、审查资历，有可靠的保证人和保证金，以便确定工资待遇为藉口，使3 名日方特工知难而退，主动提出不计报酬，只为爱国尽义务，文友社的汽车司机也是程克祥引来的日方间谍，且十分狡猾，很难对付。安占江提出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在日方特工中煽风点火，散布流言，说这个司机很骄傲，看不起中国人，要对付他。结果日谍作贼心虚，把这名司机以自动辞职为名调走。随后，戴笠指示文强暗中商请朱学范介绍了一位爱国司机陈阿毛应聘，与王树人配合，可谓珠联璧合。

第三步，戴笠、文强继续通过章乃器先生、胡子婴女士这两位爱国夫妇对程、彭施加影响，促他们坚定地站在抗日救国一边。程、彭受当时抗战大潮的影响，也逐渐向戴笠、文强一方靠拢，最终成了一边倒，文友社也完全成了不文不友的反间谍机关。安占江、吴忆梅则以文友社记者为掩护，深入到同文书院和日本海军俱乐部内，调查搜集各种情报资料，每天向文强、戴笠汇报，甚至把日谍的行踪及其在租界和上海近郊的联络点、关係人等重大情报，都基本上调查清楚，对淞沪抗战贡献甚大。安、吴二人还按照戴笠的指令，将同文书院内以教授面目伪装的日谍上尉福田信一引诱出来，绑架到南市警察所关押起来。

中日之间高水平的间谍斗争是在戴笠与日方一流特工高手南本实隆少将之间展开的。

上海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拥有发展军工生产的巨大潜力，同时也是远东的国际经济中心之一。一方面，在中国最高统帅部来说，是志在必保，由此蒋介石把70 万国军精锐投入战场，甚至把自己多年积聚起来的老本：黄埔之花毫无保留地全部调上前线；另一方面，在日军最高统帅部来说，也是志在必得，企图通过迅速攻占上海，实施中央突破，打击中国持久抗战的决心和能力。

淞沪战役打到9 月底，战场态势进入相持阶段，呈胶着状态。蒋介石对战场形势忧心如焚，如果就此撤出淞沪战场，国际国内对抗战的信心都将动摇，抗战前途殊难逆料！如果继续拚下去，70 万精锐即使全部拚光能挽救颓势吗？后果亦不堪设想！恰在这时，出自宋子文的谋略，依据《九国公约》，请欧美列强出面调停、干涉、制裁日本，所谓《九国公约》，是指1922 年2 月6 日由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其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各缔约国享有在中国通商贸易和开办企业的“机会均等”权。

宋子文提出让《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解决中日争端，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等人为首纷纷出面调停，使国民党内一部分高层领袖人物欢声雀起，认为是一着置日本于死地的好棋，就连戴笠也把《九国公约》看成救命符，认为上海有救，和谈成功就是胜利。但是，曾在杭州警校内与许多学者研究过日本问题多年的文强提醒戴笠：“要谨防中敌人缓兵之计。”戴笠是悟性极高的人，他略一思索，兴奋地在文强肩上一拍，认为“谨防”二字说得好，他一定要在电话中向校长禀报。

《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干涉中日战事，确使日本方面一时处于被动，不得不有所对策。于是，日军统帅部急调原在华北的间谍老手南本实隆少将秘密潜赴上海，主持上海方面的特工活动，迅速窃取中国统帅部对日作战的部署，并伺机暗杀动员外交调停的核心人物宋子文。

南本潜赴上海的情报，很快被戴笠派遣打入日本军方的谍工人员侦悉，迅速电告戴笠知悉。南本实隆是位中国通，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相当深入，因久在平津一带活动，能说出一口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