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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组一般都配备有小型电台，以便每天及时向上海区报告战地调查结果。

8 月底，前线各处的调查组均已派出，只剩罗店、浏河调查组还没有组建。正在这时，沈醉的虹口潜伏组被日军赶出。当沈醉向戴笠报告时，戴因早有思想准备，故并不觉得意外，反而认为沈醉能把该组全体成员安全带出已经不错，只是责备沈醉不该冒险把电台带出，一旦在撤离日军封锁线被查出，则会因小失大。然而，上海区长周伟龙因潜伏组没有干出成绩就被赶出，认为是给上海区丢脸，故逼着沈醉返回虹口，沈醉坚不从命。戴笠恰在此时进来，很生气地训斥周伟龙说：“你这不是让部下去白送死吗？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不懂得爱护他们怎么行呢？我看还是派他们到前线去，罗店、浏河不是还没有派去战地调查组吗？”戴笠的这番话使沈醉觉得，只要在戴笠手下工作，即使赴汤蹈火，也毫无怨言。结果，沈醉率虹口潜伏组改成的战地调查组于8 月29 日赴罗店、浏河前线，至10 月13 日由罗店、浏河间的徐家行后撤，计43 天。他们每日在烈日下工作十余小时，汗透衣衫日达三四次；所居之处常遭敌炮的轰击，夜间皆不得安眠，大有一夕数惊之感；前方食物又很困难，常有食不果腹之苦。但沈醉等人却甘冒危险，不引为苦，努力工作。其动力的源流固出于沈醉等人的民族爱国热情，但戴笠的知人善任，关切爱护和引为知己，亦是一个重要方面。

戴笠把随军战地调查组搜集到的各处战场情报，每天派专人专车星夜赶送南京或苏州，呈送蒋介石。遇到特别重要的情报，戴笠则亲自连夜乘汽车赶往苏州或南京，面呈蒋介石。遇到这种情况，戴笠总是带两个司机轮流驾驶，另外还带上自己特别喜爱的两个女特务叶霞翟和赵霭兰，叶、赵两女部长得很漂亮，且善解人意。戴笠要这两个女特务陪他坐车说笑解闷，疲乏了便斜靠在她们身上休息。一夜下来，居然又精神抖擞，继续工作。

上海战役初起，戴笠已经在考虑一项庞大的计划，即如何利用这次大战的机会，纠合杜月笙在上海的帮会力量，建立一支特务武装的问题。自8 月下旬以来，有关部署已经在开始实施，所虑者唯感缺乏既懂军事、又懂特工的双料人才。适此时，原“武昌行营”、“西北剿总”第二科科长、张学良的亲信特务头子陈昶新来访，戴极为高兴。戴笠清楚陈昶新原是东北讲武堂第四期炮科毕业，后又由张学良送日本炮兵学校留学深造，回国后先后任过炮兵教导队中校队长、炮兵团长等职，并在东北军举行步、炮、工、空联合演习时，当过总指挥王以哲的助手，有很强的组织与计划才能，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才。自张学良被囚禁，东北军解体，陈昶新已经失去依附，何不动员陈留在自己身边工作。岂知，戴笠与陈昶新一说，陈竟慨然应允。原来，陈此行目的，本是投奔戴笠，作为掩护，以实施他的一项营救张学良的 “放牛图计划”。

自张学良被扣留以后，东北军内有不少人都在积极活动，进行营救。陈昶新是张学良一手提拔的东北军骨干，有很广泛的社会关係，当然成了一批原东北军少壮派军人秘密营救张学良的核心人物。他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密谋，决定由陈利用与戴笠的关係，到南京活动，调查掌握张的行踪与住址，伺机设计照顾或解救。于是，陈拟订了一个营救张学良的行动方案，因张学良属牛，故代号定为“放牛图计划”，其中有11 条营救方案，利用戴是第一步。春夏间，陈昶新到南京没有找到戴笠，又追到上海。戴对陈的到来，表面上很高兴，以上宾和老朋友的规格接待，大灌“老米汤”，而陈对戴也极为恭敬，对戴大戴“高帽子”，下以种种说词，两人似乎谈得十分投机。但是戴笠是何等精明之人，陈昶新此行的目的，他早已洞察得一清二楚，并秘密布置，严加防范。结果，陈昶新虽然用尽心机，在奉化雪窦山周围以游山玩水作掩护，搞过不少秘密活动，始终连张学良的影子也没有见到，陈只得快快而返，继续实施“放牛图计划”的其它方案，结果条条失望，毫无成果。

八一三以后，全面抗战爆发，吴克仁的六十七军由河南商丘调往上海增援，原驻武汉、洛阳的东北炮兵也调到浦东参战。陈昶新认为释放张学良有了希望，于是在炮火连天中到上海找戴笠，并“毅然”加入特务处，想继续以“放牛图计划”营救张学良。

陈昶新再次到上海的目的，戴笠焉能不知！戴笠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貌虽粗犷，而内则处处工于心计，鲜有人能逃出他的算度。他心里明白陈仍然是为张学良而来，表面不去点破，故装不知。同时，戴又认为与其让陈在外面乱跑乱撞，不如把他收在自己身边，给他划一个小圈子，到那时还怕他能逃出自己的手心。戴、陈斗法，在陈认为达到初步目的，而戴认为已给陈套上绳索。当然戴笠并不知道陈昶新脑子里有个“放牛图计划”，但是在这之前已经发生了一起营救张学良的未遂事件，已使戴对东北军官兵的行动更加警惕和戒备。3 月中旬，杭州笕桥中央航校副校长、东北籍军官冯克昌暗中联络航校内的一二百名东北军官兵，经过精心策划，以春游为名，分乘几辆卡车，从笕桥直驶溪口雪窦山，向特务刘乙光提出要拜见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