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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介民于春天由上海秘密经香港到广东。但到香港后，郑介民就因胆怯，不肯贸然进入广东，只在香港遥控指挥。郑介民在广东军队里关係很多，因而很快弄清粤军中黄埔军官的分布和任职情况，并通过分析预测，认为两广事变早则5 月，迟则6 月必将发生。但在实施暗杀陈济棠的行动中，由于派出的行动小组计划不周、事机不密，被陈济棠的人发觉，一下子捉了去。这使蒋和戴笠对郑介民很有些不满，曾函电予以责怪。现在形势已经急转直下，虽然西南派领袖胡汉民因5 月份在广州突发脑溢血已经去世，但陈济棠、李宗仁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加快了速度，一场发难已经不可避免。

戴笠召集手下的亲信特务经过深入讨论，认为两广共有陆军30 多万人，其中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有20 多万人，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只有10 多万人，两广空军共有9 个中队，其中广东有6 个中队；另外，广东海军还有江防舰艇数十艘。因此，两广问题的关键在广东。陈济棠在军事力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处于事变中心，只要能把陈济棠的力量搞垮，广西就有可能不战而降，两广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至于如何对粤军进行策反瓦解，搞垮陈济棠，戴笠早有考虑，他多年来对陈济棠进行过仔细研究。陈济棠原先只是李济深手下的1 个师长，逐步升为军长、集团军总指挥。后因利用蒋桂矛盾、李济深被蒋扣押于南京汤山等机会，拥蒋驱桂，取得对广东的统治地位。但陈济棠自己不是蒋的嫡系，只因机缘巧合，被蒋一时利用。从长远来说，终不容于蒋。所以，陈济棠又要利用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派以及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来作他的政治屏障，维持西南的半独立状态，保持他“南粤王” 的地位。由此，陈济棠在蒋、桂、胡等各派之间，一方面纵横捭阖，长袖善舞，相互利用，因势坐大；一方面患得患失，模棱两可，各方敷衍，不肯决然反蒋。但是，陈济棠之统治广东，本是因蒋、桂衝突，李济深钻入蒋的圈套，被扣于南京，广东军队一时群龙无首，陈济棠拣便宜得来的。比之中国当时的“黄埔系军队”、东北军、西北军、晋军、桂军等五大派系军队来说，他的“天下”并不是亲自动手打出来的，他的内部也没有什么“门生”、“子弟兵”的关係，不能形成以陈济棠为中心的巩固的团结。几年来，他所以能坐镇南粤、雄踞一方，除了靠利用矛盾、顺时应变外，另外就是靠他能逐级分肥，维持一种表面的“和平共居”。特别是陈济棠的陆军中分成两大派，一派以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为首，一派以第三军军长李扬敬为首。余汉谋与“太子”孙科、蒋的亲信将领钱大钧、上官云相，都有极好的私人情谊，对广东军队中的黄埔军官也有很好的关係。这一派与中央比较靠近。另外陈济棠的海军掌握在虎门要塞司令陈策手里，陈策已经与特务处谈好条件，同意脱离陈济棠，归顺中央。陈济棠的空军是他反蒋的重要资本，具有很强的实力。陈济棠为了加强反蒋实力，几年来在空军上投入很大资本，到1936 年5 月，已有战斗机40 多架，轰炸机20 多架，加上水陆两用飞机，陈济棠的私人座机及其它各型飞机，共有飞机100 多架，几乎可以和蒋所掌握的南京空军相抗衡了。陈济棠则视他的空军为命根子加以掌握。然而，空军内部很腐败，飞行员大多贪图生活享受，而且贪财好色。

据此，戴笠对陈济棠陆、海、空三军制定的策反行动计划围绕3 个字进行，即名、利、官。策反海军，主要在一个“名”字上做文章，多做几顶高帽子称讚表彰陈策，特别要有蒋的手令予以褒扬，让他忠贞不贰地为中央服务；策反空军，主要在一个“钱”上做文章，舍得花大价钱收买；策反陆军，主要在一个“官”字上做文章，只要亲蒋反陈的，都可以升官晋级，这是陈济棠所做不到的。特别是对余汉谋，要许诺他只要逼陈下野，就可以由余取而代之等等。

戴笠的策反计划很快得到蒋的批准。正在具体部署实施的过程中，“两广事变” 发生，蒋介石同意戴笠提出亲自赴两广坐镇指挥的报告，并指令迅速成行。

戴笠亲率一批亲信骨干特务，再次秘密经香港、潜入广东虎门，住进已经完全被戴笠收买的虎门要塞司令陈策家里，与先期到达的郑介民取齐。经过与郑介民会商，听取了华南区长邢森洲的工作汇报和郑介民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根据戴笠原定的计划，对工作重新进行了调整部署，戴笠要求郑介民利用目前已经在广东陆军中建立的特工网络，负责瓦解、分化陈济棠的陆军部队，重点放在第一军官兵和军长余汉谋身上，对其余的两个军、两个独立师、两个独立旅及四个盐警团的工作对象主要是黄埔军官。戴笠则负责策反瓦解陈济棠的空军和海军部队。

陆军方面，在两广事变初起时，戴笠在南京已经报经蒋批准，请蒋派侍从室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密赴广东大庚秘密会见余汉谋，策动其叛陈投蒋。

余、钱均为保定军校的同学，后又同在粤军一师任职，一起参加讨代旧桂系，统一两广诸战役。经过钱的说服拉拢及蒋的封官许愿和金钱收买，加之在这之前，郑介民和华南区都与余已有接触，余汉谋表示归顺中央，拥蒋驱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