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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爱国军人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时声势浩大、八方响应。蒋介石忧虑冯玉祥就此坐大，并担心抗日同盟军的活动失去控制，打乱对日妥协政策，于是指令何应钦不惜一切手段，迅速予以瓦解。并要戴笠再次北上，配合何应钦采取行动。

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与国民党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的防区接壤。冯曾派人找孙殿英接洽，争取他合作抗日。何应钦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刘健群、戴笠前往天津拉拢孙殿英，以阻挠冯、孙联合。刘健群原是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时的行营秘书，被何引为心腹。因写了一本小册子《我对党的一点意见》，鼓吹法西斯主义，又被蒋介石引为亲信。刘平时高谈阔论，能说会道，在法西斯理论方面确有一套。蒋曾讚扬他比陈果夫兄弟要进步5 年，比黄埔系要进步10 年，按蒋的评价，刘健群在法西斯理论方面的见识当然比戴笠也要进步10 年。刘健群虽然能言善辩，但在实际工作和钻营能力、揣摩各种人物的心理、掌握运用人情世故方面，却不如打流出身的戴笠。

戴笠与刘健群第一次到天津租界与孙殿英见面，刘健群一脑子的书生习气，开口闭口总不外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 “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等那一套理论。孙殿英本是一个流氓军阀，因盗东陵而声名狼藉。一生所奉行的哲学便是“有奶就是娘”。就当时孙殿英的处境来说，正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参加抗日同盟军，抗日失败后怎么办？抗日是抗不得的。如果听从何应钦的唆使去攻打抗日同盟军，那么刚刚由热河抗战换来的名誉又要彻底破产，遭人唾骂，同盟军也是打不得的。因此，抗日不抗日，反共不反共，拥蒋不拥蒋，联冯不联冯，在他看来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能找到一个靠山，保住刚由热河抗战中得来的荣誉和形成的实力，好进一步向上发展。现在刘健群开口闭口就是“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大帽子，丝毫不解决他的实际问题，弄得心里很不痛快。话不投机，孙殿英叫人送客。

第一次天津之行失败，刘健群泄了气，戴笠却看出了苗头。他知道对孙殿英这种人讲大话、空话是没有用的，关键要让他感到有利可图，能捞取更多的实惠。于是，戴笠决定撇开刘健群，另闢蹊径，再作去天津见孙殿英的准备。他认为第一次去天津见孙之所以没引起重视，是因为孙对刘、戴的地位并不看重。加之復兴社才成立1 年，华北只是风闻有这么一个法西斯组织，并不知道究竟。第二次赴天津，首先就要摆出派头，让孙殿英知道戴笠二字的份量和来头。于是，戴笠请北方出名政客、孙殿英的好友张壁和洪帮出名的老头子张树声陪同他一起去天津访孙，抬高身价，以壮声势。临行前，又由何应钦亲笔写信，以察哈尔省主席或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为诱饵，作为拉拢孙的条件。

戴笠到天津后，一反上次行客拜坐客的做法，而是先下榻在英租界豪华饭店利顺德，然后派张壁上门捎信，邀孙到利顺德见面。张先对孙介绍了戴笠的背景，然后再下说词。这一次果然灵验。孙殿英得知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特务头子、有手眼“通天”之能，立即轻装简从，备了厚礼，来到饭店见戴。一见面，孙殿英使出江湖豪杰的伎俩，对戴笠倒地便拜，连说上次相见时有限不识泰山，“失敬！失敬！”并说：“我们同是在江湖上闯荡的，只要蒋委员长用得上我，愿一辈子做马前卒，要我割下头来，保证不会割耳朵。今日见面难得，送两颗红宝石作纪念吧！” 孙殿英起来后，附着戴笠的耳边鬼头鬼脑地向戴说：这是干隆皇帝御用的朝球，共 108 颗，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都是无价之宝。这两颗是其中最大的。戴笠点头答应收下，并说回南京面交蒋委员长。这次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孙殿英认为戴笠是位难得的知己，可资利用，戴笠认为孙老殿确有江湖上的豪气，正好网罗。

戴笠与孙殿英言归正传，谈判共同对付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一事，戴笠递上何应钦的亲笔信，说明此行意图。孙殿英思之良久，认为就任察省主席，无疑要与抗日同盟军作对，不如退往西北开垦青海，发展实力，独霸一方。

于是欣然接受了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名义，并连连感谢戴笠的提携关照。

戴笠回到北京向何应钦汇报了天津之行的结果，何应钦十分高兴。蒋介石接到戴笠转交的两颗干隆朝珠，亦表扬了戴笠的机敏伶俐。

戴笠在华北期间，另一件“杰作”是成功地指挥特务处华北区于1933年5 月暗杀了汉奸张敬尧。

张敬尧原是湖南督军，后因凶狠残暴被驱逐出湘。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率兵抵抗，被打败，于1932 年投靠伪满政权，充当汉奸爪牙。日军占领热河后，关东军司令部急于寻找1 个原在北洋政府中有较高地位的代表人物，出面组织傀儡政权，达到华北分治、独立的局面。因张敬尧素有野心，政治上不甘寂寞，从而被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选中。关东军司令部委任张敬尧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并提供700 万元活动费，潜入北平城，住进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进行组织伪政权的秘密活动。此事被戴笠的特工情报人员侦悉，立即报告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