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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高井特训班，重要的不在于它的质量，而在于它的意义。它使戴笠开闢了一条通过举办特工训练班来培养扩大自己特工队伍的道路。戴笠在其一生中，举办特训班成百上千，培训的各类特工人员有数万之多，其溯源都出于南京三道高井训练班。戴笠另外吸收特务人员的渠道主要是由特务之间相互介绍亲友、同乡、学生、熟人参加。戴笠心里很明白，作为一个特务组织，清一色的黄埔学生，有如作茧自缚，是行不通的。因此，他的手法是将黄埔学生摆在内勤机关和外勤大单位做骨架，摆给校长看，然后从社会上广泛搜集各种人材参加。有许多人虽然在社会上劣迹昭彰，但只要政治上可靠，又有一技之长，戴笠总是毫不犹豫地吸收进来。

参加特务处的手续开始比较简单，只要填一份履历单，由介绍人签署意见，报上级批准后，就可以办理手续了。但后来逐渐严格起来，必须先写1 份详细的自传，然后再填写1 份名目繁多的履历表，内容多到需要填报祖宗三代和三姑六姨的详细情况等等。申请人被批准吸收后还要组织宣誓，内勤人员大多集中举行，外勤人员囿于工作环境则个别秘密举行。宣誓人面对蒋介石的一幅肖像，桌上放1 本《三民主义》、1 枝手枪，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

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宣誓后，宣誓人、监誓人均须签名盖章等等，誓词归檔保存。这时，主持宣誓的大特务会同介绍人一起向新成员握手致贺，并从此之后称为“同志”。

参加特务处后，戴笠规定不得发给任何证明和文件，只是在人事部门和工作单位具名而已，并且从此不得再脱离特务处，也不得请长假或辞职休息，戴笠把这称为生的进来，死的出去。

戴笠历来对特务处内部控制极严。1932 年夏发生的翁光辉事件，更使他加强了这方面的警惕。这年夏天，翁光辉搞到一份有关中共的重要情报，企图不经过戴笠的手，直接呈交蒋介石。因翁曾任海军舰长，就搭乘海军的军舰从上海去九江，准备上庐山面见蒋。戴笠得知此消息后，立即从南京坐飞机先期赶到九江，拦在港口把翁光辉扣押起来，搜去情报，撤去翁的区长职务，改由南京特训班的教官余乐醒担任。翁本人也险遭戴的毒手。从此，戴十分注意加强对内部的控制，并设立了督察制度，挑选政治可靠的特务秘密担任，对单位领导或同事进行秘密监视工作，随时将监视结果以绝密件直送督察室或戴笠。督察室每周编成1 份督察周报，送到戴笠手上。戴笠据此在星期一的总理纪念周上评论各单位工作优缺点。遇到看不顺眼的则藉机发挥，大骂一通。由此，特务们对秘密督察既恨又怕，称之为“特务中的特务”，但由于搞不清谁是秘密督察，往往互相提防戒备，搞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秘密督察由于能拿到戴笠发给的额外津贴，工作起来又格外卖劲，有的甚至是捕风捉影、挟嫌报復。

戴笠对外勤特务的控制主要是连环控制法，即由书记或文书监视区长、站长等大特务，由译电员监视书记或文书，再由报务员监视译电员，报务员则用“台密” （电台专用密码本）向特务处总台报告监视结果。这样一环连一环，步步设防，效果很好。

特别厉害的是戴笠有时竟利用夫妻关係相互监视。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情报员周迅予，原是四川军阀派驻上海的联络人，后被上海区吸收为特务，主要利用他与四川各方面的关係，搜集川军的情报。戴笠怀疑他脚踏两隻船，又发展他的老婆罗华入特务处，专作监视周迅予的工作，果见周的情报有许多欺诈之处。于是，戴笠下令将周扣押送入特务处南京北门桥监狱。自此，特务处在戴笠的控制之下，特务们无不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没人敢与戴笠为敌。

1932 年，戴笠的特务处已发展到100 多人，各方面开始初具规模。1933年以后，特务处逐步设立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大区以及各省站。内勤机构方面，股升格为科，先后设立了书记室、情报科、司法行动科、总务科、电讯科、交通科等机构，科内设股，仅情报科内就设有华东股、华中股、华北股、西北股、华南股、国际股、统计股等，并逐步向日本、朝鲜、美国、德国、义大利、越南等国家派出情报人员。特务处已开始得到长足发展，逐渐显示出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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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_3 控制浙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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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处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从戴笠取得浙江警官学校的实际控制权开始的。

1932 年10 月，戴笠衔蒋介石之命，兼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浙警校是当时全国培训警官的两所专业学校之一，以培养中下级警官人才为主。

当时，浙警校的主要经费来源是浙江省政府，受CC 派大头目朱家骅控制，其目的主要是为CC 系培养警界学生，逐步把CC 势力带入警界。这当然是CC 系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如意算盘。然而，蒋控制手下的一个办法，就是历来不让底下的任何一个派系过分膨胀，以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