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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就是这样一种人的典型，直到最后他还在拼命给被包围的军队打气。年底胡贝将军从史达林格勒飞到元首大本营对形势作第一手材料的汇报时，希特勒还向他保证说陆军总部正在准备从西面发起一个新的巨大的救援攻势；同时要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重新组织空运——到这个时候空运几乎完全停顿下来；在史达林格勒的德军可望在二月的后半月得到救援。这一切的前提是南线的恢復并从高加索撤出A集团军群。只要第六集团军在史达林格勒能坚持，这种失败后的危险仍然能够转为德国的一个巨大胜利。

曼施泰因这时发觉自己处于对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将军来说都是可悲的境地：暂时他只得依赖被围困的第六集团军坚持下去——他甚至不得不命令它这样做。他这样做至少可使保卢斯不要负最后的责任。在这件事上，保卢斯直到最后都按照所要求的做了。他与各军军长取得一致意见后，拒绝了俄军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要第六集团军投降的要求。接着一月二十二日俄军对被围的第六集团军发起总攻。保卢斯没有请示元首大本营，就拒绝了他的上司曼施泰因的建议。曼施泰因建议——用施密特参谋长的话说——他应当“为最后的结局作准备”，意思是他应当让不能再打下去的部队安排投降，虽然到这时曼施泰因并不象早些时候那样绝望地想依赖第六集团军的牺牲德尔在自己着作的第118 页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保卢斯陆军元帅在史达林格勒战役最后阶段的态度。迄今为止，除象曼施泰因这样的回忆录外，德尔少将对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大规模的史达林格勒之战进行研究的这本着作也是唯一的一本值得认真对待的军事历史着作。德尔本人在其着作的前言中写道：“我的着作的最大弱点是缺少第6 集团军指挥人物提供的证据。有关俄国方面的情况论述得也不充分，因为俄方的材料只能十分谨慎地加以应用。关于俄军的意图、命令和部队行动，这些材料几乎提供不出什么可靠的资料。”本文至少可以弥补德尔提到的第一个缺陷，因为它应用了第6 集团军参谋长提供的证据和材料。就俄方的材料而言，情况仍不能令人满意，虽然其间出版了叶廖缅科元帅（史达林格勒方面军）和朱可夫元帅关于第62集团军的回忆录。在写本文时，作者还未得到这些回忆录。。

在苏军成功地把德军占领区分割成两块以后，最后的结局于一月三十一日来到了。当俄国军队出现在史达林格勒行将灭亡的第六集团军最后一个司令部前的红场上的时候，刚擢升为陆军元帅的保卢斯和他的参谋长施密特少将投降了。那些抽调到这里来保卫司令部的德军不等命令便放下了他们的武器。二月二日，在北部地区指挥第十一军残部的施特雷克尔将军也投降了。从一月二十二日以后，本来没有意义再作牺牲，但是保卢斯的性格决定了他不能偏离他曾经走过的道路。就这样，一名陆军元帅、二十四名将军以及大约九万名官兵当了俘虏。这是比死亡好不了多少的一种形式。直到最后一刻，希特勒仍禁止任何形式的投降。他现在认为保卢斯没有象他应当做的那样行事，并说保卢斯到了流芳百世的边缘时失节了，他应当自杀。

史达林格勒之战一再被描绘成东线战争甚至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如冷静地估计，就会表明史达林格勒战役不配在历史上占有这么高的地位。稍后，在二月中旬的哈尔科夫第三次战役中，德军显示出它的好斗精神丝毫没有丧失。正是在这次战役中曼施泰因实现了他的最辉煌的成绩之一：从后方发起反攻把突破防线的苏军封锁了起来。只是在代号为“城堡”的夏季攻势失败以后，以及在库尔斯克与别尔哥罗德两次战役以后，东线战场的主动权才最后转到敌人手里。从此以后直到战争结束，主动权一直为敌人掌握着。

然而，史达林格勒肯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转折点，一个心理上和政治上的转折点。苏军在史达林格勒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信心。相反地，德国的卫星国和中立国对希特勒领导的信心开始下降，墨索里尼尤为如此。史达林格勒的灾难在外交上和政治上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虽然其影响到了后来才完全为人们认清。

这一失败对德国民众的心理影响更为深远。儘管戈培尔狂热地呼吁进行“总体战”，在史达林格勒惨败以后，那种把元首视为万无一失的天才而产生的那种神秘感和往往不可思议的信心开始消退了。正是从这时起在参谋总部的一些年轻军官中开始形成一个共同战线，反对希特勒对战争所作的愚蠢而又不光彩的指挥。他们步步进逼，准备采取行动。自史达林格勒失败、直到今天为止，德国人对任何形式的领导，对军人的准则，对荣誉、服从、人的尊严和自我牺牲都产生了怀疑，这显然是由于希特勒如此明显地滥用而激起了反感。但是，客观地说，这些想法在当时都不算是邪恶的，现在也不能算是邪恶的。

就这样，由于它持久的影响，史达林格勒战役不仅是德国的一个军事失败，它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性的事件。在一九四二年的夏季攻势中，希特勒错误地把宣传、政治和战略混为一体。他最后不得不为这一错误付出代价——而全体德国人民也不得不随着遭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