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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春风得意，带巨款携娇妻，浩浩荡荡回成都，置田产换房子，过上了大地主的日子，有爱情更有美食。不能说他骗色又骗财，像时下都市里的高级流氓。他耍了一些把戏却是有据可查，小他三十多岁的司马迁不会冤枉他。

财色到手了，过几年官运又来。汉武帝好辞赋，下令收集这方面的作品。朝廷有个职位叫狗监，不管人专管狗，只因皇帝出猎，除了带侍从，还要带猎犬。狗监名叫杨得意，四川人。有一天汉武帝读《子虚赋》，读得摇头晃脑，狗监灵机一动，向人主献媚说：这辞赋的作者司马相如跟我是同乡呢，陛下想不想召见他?武帝说：快，快叫他来，朕还当他是个古人……

于是，相如到了长安，对武帝说：《子虚赋》是旧作，不算什么，臣子要为陛下的写一篇《上林赋》，讚美气势宏伟的皇家猎苑!武帝高兴了，说：好呀，你写出来让朕瞧瞧。你先干郎官吧，跟随朕的左右。司马相如叩谢圣恩，开始构思打腹稿。

御用文人要大干一场。但是且慢，我们先说这上林苑，它耗资巨大占地无数，单是苑内供皇帝休息的离宫，就有七十座之多。汉初，丞相萧何主持建未央宫，因其奢侈，被高祖刘邦狠狠骂了一通。开国君主懂得艰苦奋斗，后来渐渐变了，铺张浪费搞排场，武帝为甚。口号喊得越凶，铺张越厉害，比如一顿官饭，要吃掉农民多少血汗钱?武帝身边的文人，也不是人人都唱颂歌，为这上林苑，东方朔就委婉地批评过他。而司马迁无论是作为太史令还是中书令，都一再敷衍武帝，拒绝用他的如椽巨笔舞文弄墨歌功颂德。文人的分流，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史记》有非常明显的个人化写作的特征，和古希腊的文学、戏剧和哲学相似，是今天的主流、当初的暗流。两条泾渭分明的河流，它们共同的源头在《诗经》，“风”和“小雅”有着浓郁的民间气息，“颂”和“大雅”则开启了宫廷文学，造就一大批御用文人。我们不采用阶级划分法，但不能迴避阶级这一重大的、贯穿几千年的历史现象。马克思的伟大研究不会过时，即使在眼下的西方，仍然是一门受到高度推崇的显学。海德格尔曾说过，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洞察，没有任何人能达到与马克思对话的水平。

巨人能看见历史的进程，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就像普通人，能预见到几天或几十天。精神境界的差异，要比物质领域大得多，只不过眼下的人类更容易看见有形的东西罢了。

司马相如憋足了劲，熬夜，喝大量的水，终于写出《长林赋》。后人将它併入《子虚赋》，赋中假设楚人子虚与齐国乌有先生竞相夸耀，最后，亡是公出场，代表相如本人，大肆炫耀汉天子游猎上林苑，压倒齐楚，表明诸侯国的那点排场微不足道。赋中的连词、对偶、排句，层层渲染，一波盖一波。而在我的印象中，凡是供朗诵用的现代诗，几乎都爱用排比。我不知道是学了汉赋的文句优点呢，还是出自跟汉赋作者相似的心理机制。总之，成心要唱颂歌的，无论古人今人，形式会趋于一致。举例来说，给某某大酒店献文章，总不至于写一篇杂文吧?《上林赋》还炫耀作者的学问，用了一连串生僻字，孔乙己似的。常人看不懂，越看越讨厌，可是皇帝喜欢呀，司马相如何乐而不为呢?创造性的哲学大师，因其工作的拓荒性质，拓宽人类精神从未抵达过的境域，不得已才生造概念;文人则不同，文人用生字用僻词，是有意的，是虚张声势，是华而不实，是拿语言去沽名钓誉。

而武帝喜欢辞赋，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这个人好大喜功，讲排场很厉害，后宫佳丽八千人，供他一人享用;封禅秦山十八万人，浩浩荡荡，行程近两万里，大肆挥霍国库。一些重大仪式，和一些轻鬆的场合，都有人念辞赋，配上相应的音乐。辞赋的形式，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开篇通常像散文，两三个自然段之后，排比来了，连词来了，四言八句层出不穷，如同钱塘江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汉武帝听得“龙颜大悦”，他喜欢，满朝文武都喜欢了，从王侯公卿到下大夫，很多人都会背几句，有些官员还倒背如流。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官员们干这种事儿一向最讲认真，认僻字辨生词，一个比一个高明。这样的形势下，文坛岂能甘寂寞?文人写辞赋，一时成风尚。司马相如的作品被奉为典范，《子虚赋》传入各地市井，穷酸文人竞相模仿。“文章”这个词，就是汉代出现的，本意是“以文章显”，而章通彰，显为显贵。文章写好了，也能跻身上流社会。司马相如扩大了辞赋的流通领域，为文人进身、献媚于权贵开拓了一条大道，历代文人又借他说事儿，把他抬到祖师爷的位置上。有他在，阿谀奉承就理直气壮了。东汉，两晋，从辞赋到骈文，热闹得很，比如左思的《三都赋》令洛阳纸贵。

时隔两千多年，我们来看看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子虚赋》，做个切片就行了，不必从头看到尾。

赋中描写云梦泽，是这么写的：“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观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附，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