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宫中的妃嫔，如果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就连“母以子贵”的幻想也破灭了。
对乌拉那拉氏来说，惟一的慰藉就是她同太后特别投缘，也许正是由于太后的好感，她才得到娴妃的封号。
干隆十年（１７４５年）十月娴妃乌拉那拉氏同纯妃苏氏一起被晋升为贵妃。
三年后皇后富察氏在东巡途中仙逝，奉太后懿旨，干隆在十四年（１７４９年）晋封贵妃乌拉那拉氏为皇贵妃，“摄六宫事”。
在册封乌拉那拉氏为皇贵妃后不久，干隆就写下“六宫从此添新庆，翻惹无端意惘然”的诗句，看来皇帝对此很不情愿。
一年后干隆又在太后的敦促下，删封３３岁的乌拉那拉氏为皇后，实际上皇帝对此更不情愿，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一个人能取代嫡后富察氏。
乌拉那拉氏在当上皇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干隆对她依旧相当冷漠。
干隆对富察氏的思念，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冲淡。
就像他在悼亡诗中所描绘的：“忍诵关睢什，朱琴已续弦”，“半生成永诀，一见定何时”，“不堪重忆旧，掷笔黯伤神”，诚所谓，“制泪兮，泪沾襟，强欢兮，欢匪心”，“醒看泪雨犹沾巾”。
干隆在三十年第四次南巡时，还是要绕过济南，不忍心再进入让他抱憾终身的伤心之地，正像他在诗中所描绘的“济南四度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春三月昔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平。
”这种刻骨铭心的真情，是不会被岁月带走的，虽然干隆有一大群如花似月的妃嫔，但任何一个也不可能取代嫡后富察氏。
在干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年）孝贤皇后三周年忌日那一天，干隆在悼亡的同时，竟然对长期被冷落的第二位皇后流露出些许歉意，所谓“岂必新琴终不及，究输旧剑久相投”即此之谓。
正是由于干隆开始注意到乌拉那拉氏的存在，皇十二子于次年降生（干隆十七年），紧接着乌拉那拉氏又生下皇五女（干隆十八年），皇十三子（干隆二十年）。
从表面上看，皇帝同第二位皇后的关係日趋缓和，实际上却是外松内紧。
干隆对乌拉那拉氏的长期疏远，已经伤透她的心；而皇帝对她那种近乎怜悯的情感，也只持续了五六年，当她接近４０岁时，皇帝的注意力就已转移到一批年轻妃子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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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妃魏氏
魏佳氏就是吸引干隆注意力的一位妃嫔，她比乌拉那拉氏年轻９岁。
魏佳氏生于雍正五年九月初九（１７２７年），干隆初年入宫充贵人，比干隆小１６岁。
魏佳氏的祖先原是汉人，隶内务府包衣。
换言之，魏氏的先人在清初是被掠为奴的汉人，编入满洲正黄旗，赐姓魏佳。
在干隆的后妃中像嘉贵妃金氏、皇贵妃高氏都出自内务府包衣，编入满洲八旗，分别赐姓金佳、高佳。
后族抬旗赐满姓（原姓加“佳”），这并非干隆首创，而始于康熙初年。
恆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关于魏佳氏的身世有如下记述：“有记载说，琰（即嘉庆）之母孝仪皇后原为苏州女伶，乃是掌管宫中娱乐的衙门昇平署（该衙门当时还称之为南府，一直到道光七年才改称昇平署）自苏州买来或僱佣者。
有人断言，昇平署院内有一座小庙，供奉着一尊女神喜音圣母，圣母脚前一度立有琰及其子（即道光）庙号和谥法的两座牌位。”干隆在十年册封贵人魏佳氏为令嫔，十四年册封她为令妃，二十四年册封她令贵妃。
从这一系列的册封中，可以看得出魏佳氏愈来愈引起干隆的重视。
在皇后富察氏去世后，这位还比较年轻又深谙宫中礼仪的妃嫔正好弥补皇帝心灵上的缺憾，颇受宠幸。而从干隆二十一年到干隆三十一年，魏佳氏接连生下四子二女——干隆二十一年七月生育皇七女，干隆二十二年七月生育皇十四子，干隆二十三年七月生育皇九女，干隆二十五年七月生育皇十五子，干隆二十六年十一月生育皇十六子，干隆三十一年五月生下皇十七子。１１年的时间生下六个孩子，这本身就反映出魏佳氏同干隆关係的密切。
皇九女就是被干隆许字兆惠之子的和硕公主。
出于对兆惠的怀念，干隆把六岁的皇九女许字扎兰特，并在八年后——干隆三十七年为皇九女和硕公主与扎兰特主持了婚礼。
干隆四十五年，皇九女病逝，时年２２岁，赐谥“和恪”，额驸扎兰特在干隆五十三年去世。
魏佳氏频繁的生育，反映出从干隆二十年起，乌拉那拉氏基本被皇帝遗忘了。
但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皇十七子出生的年份同皇十六子之间相隔了五年，而在此之前魏佳氏几乎是一年生一个（只有皇九女同皇十五子之间相隔两年），何以会出现五年的间隔呢？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伴随着清军对新疆的开拓、回部和卓氏的入宫，及其所带来的西域风情极大地吸引了皇帝，让干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别说乌拉那拉氏了，就连魏佳氏也被撂在一边了。
也就是说从干隆二十五年起，皇帝已经又有了新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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