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看，是真的。当然历史非常复杂，并非是黑白截然分明。你还小，等你长大后会慢慢明白。”
埃米莉钻在被窝里，沉思地望着天花板。两个大人吻吻她，离开这个房间。快退出房门时听见孩子自语着：
“咱们的祖先是不是世界上最坏的人？他们夺走了印地安人的土地，杀死了一百万印地安人，又到非洲抢来那么多黑人奴隶。”
两人心里一震。没想到七岁的孩子能说出这番话。这个结论太刺耳，但没有雄辩的理由来驳倒它。作为美国人，他们习惯于生活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以怜悯和厌恶的目光来藐视落后国家的道德沦丧。他们也确有资格这样做。只是他们常常有意无意忘了祖先的罪恶，忘了美国社会的善之花也是从恶的粪堆上长出来的。虽然身处21世纪，他们有足够的理性来聆听“西思尔”的控诉，其实内心深处是不大舒服的。他们没有回答，悄悄离开了。
这晚他们俩没有分屋睡。约翰听见妻子很久没有睡着，问：
“怎么没睡着？是不是因为埃米莉的话？”
罗莎扭过身说：“不是。我正在想，电视上那三个印地安人中，有两人我似乎熟悉，就是那两个一直不接受采访的人。但在什么地方认识的？我在哪儿有这么两个印地安族的熟人？我一直没能回忆起来。”
“也许他们不是印地安人吧。”约翰笑着说。
他完全是信口而言，但罗莎却有所触动。这两人虽然也是黑头髮，但其它方面似乎不像是印地安人所属的蒙古人种。他们脸上和身上涂着褐色斜纹，几乎完全遮盖了原来的肤色，但斜纹间隙中的肤色似乎不是黄色，而是微黑色。他们的眼眶稍深，鼻樑也较高，这同样不是蒙古人种的特征。现在，她在意识中把那俩人的印地安装束剥去，还原出他们的原来面貌，觉得他们更像中亚或南亚人。那么，自己是在哪里见过他们呢？
约翰已经睡着了，鼻息声平缓均匀。忽然罗莎猛地坐起身来，丈夫被惊醒，问：
“怎么了？”
“我想起来了，我见过他们俩。是在佩埃特国家森林入口处的一个小农场里。他们确实不是印地安人，而是一对阿富汗普什图族兄弟。”
“就是十年前你曾调查监视过的那两人？”
“对，监视了两年，没有发现疑点，后来取消了对他们的监视。”
“已经相隔十年了，你确认是他俩？”
“他们脸上的油彩太重，不易辨认，不过--大概能确定。”罗莎不大肯定地说，“这样吧，我明天想办法落实一下。”
“好吧。”
丈夫扭过身去，很快睡熟了，罗莎睡不着，怕惊动丈夫，就悄悄起身到另一个房间，枕着双臂回忆往事。十年前，接待了霍斯科克先生的第二天，她就到他说的那个小农场秘密查访。她开车到那个路口，栅栏门仍然锁着，罗莎按霍斯科克说的电话号码打过去，说她是县里的白蚁检查员，要到农场进行检查。电话那边似乎听不懂她的话，操着非常拙劣的英语说：有事请同齐亚·巴兹先生联繫，并提供了莫斯科城（註：美国爱达荷州的一个城市，不是俄罗斯首都）一个电话号码。她按新号码把电话打过去，对方用非常纯正的美式英语说，他是农场的名义主人，但一直在莫斯科城的爱达荷大学工作。农场里平常只有两个工人，是他在阿富汗的堂兄，他说：
“他们是911事变后，阿富汗战争前，为逃避战争到美国的。我的伯父，一个普什图族长老，给了我一笔钱，让我买了这个农场，以便他俩有碗饭吃。但他们刚来美国，眼下还不会英语，有什么事等我假期回去后再说吧。”
罗莎坚持一定要进农场检查，那人说你稍等一会儿，然后挂断电话，过了几分钟后回电说：
“好，你进去吧。栅栏门上是密码锁，密码219，你自己打开它。有一个人将在农场门口等你，带你到各处检查。如果检查中还需要同他们沟通，请再给我打电话。”
她按对方说的密码，顺利打开了栅栏锁，驱车来到农场的主场区。一个大约三十六七岁、肤色微黑的中亚人在那里等她，戴着头巾，穿着齐膝的上衣。他面无表情，不声不响地带上她，去农场各处走。罗莎装模作样地检查白蚁，实则仔细观察着农场内的设施，不过直到把农场转完，她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地里的玉米长得很茁壮，圈里的奶牛和羊驼哞哞地叫着，温室里培养着食用菌，完全是一个正常农场的情景。场院中，另有一个肤色微黑的工人正在学习驾驶拖拉机，技术很不熟练，手忙脚乱，拖拉机开得歪歪扭扭。罗莎打手势让他停下来，爬上去，教了他一会儿。那人开得熟练一点儿了，用生硬的英语说了一声谢谢。
最后他们回到客厅，这儿布置了一个穆斯林的礼拜堂，地上摆着蒲团，圣坛上方是一弯新月。那位齐亚·巴兹打电话过来，问还有没有需要他沟通的地方。罗莎回答说已经检查完，没有发现白蚁，谢谢你们配合我的工作。那边也说了两句客气话。时间已经到午饭时分，这儿很偏僻，方圆几十英里内没有餐馆，但无论是齐亚或是在场的两个人都没挽留她，两人沉默不语地送她出了农场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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