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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从表象上看，元昊创建蕃学，同下令秃髮，改姓 立号等措施联繫起来似乎是以“胡礼蕃书”同宋抗衡。但通过现象看本 质，其主要目的和真正用意则是“立蕃学以造人士，缘时正需才，故就 其所长，以牧其用”①。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解决当时严重缺乏的人才 问题。

元昊除了创建蕃学、汉学外，还组织人力翻译诸如《孝经》等儒学 着作，重视吸收外地儒学英俊，使本地儒学英才（诸如杨守素、张陟、 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钟鼎臣等）与外来儒学英俊（如张元、 吴昊等）相结合，他们彼此取长补短，共同出谋划策。

第二阶段，为毅宗谅祚，惠宗秉常统治时期。即自公元1048— 年，首尾38年。这是西夏儒学获得进一步传播的时期。

在这个阶段里，由于谅祚比较倾慕汉文化，因此，在尊儒、崇儒方 面，采取了一系列的诸如改蕃礼为汉礼、增设官职，重用汉人，以及仿 照宋朝制度改监军司为军等旨在加速汉化的措施。其中对宋朝投奔过来 ①《西夏书事》卷31。

①《西夏书事》卷31。

的失意知识分子，尤为重用。如宋朝延安人景询投奔西夏，“谅祚爱其 才，授学士”②。

为了扩大加速儒学在西夏的传播，谅祚还以朝贡的方式，用马换取 宋朝的儒家经典。史载： “谅祚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 诏赐九经，还所献马”③。

所谓九经，指《易》、《书》、《礼记》、《春秋》、《孝经》、《论 语》、《孟子》、《周礼》。这些儒家经典着作的传入，对儒学在西夏 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惠宗秉常在位期间，虽然其本人倾慕汉化，对于“中国制度，心窃 好之”，并曾“令国中悉去蕃礼，復行汉礼”①，但由于大权旁落到梁太 后及其弟梁乙埋及乙埋之子梁乞逋手中，实际上是个傀儡，加上樑太后 反对汉化，因此，在他统治近20年里，儒学停止不前，谈不上有什么建 树。

第三阶段，为崇宗干顺，仁宗仁孝、桓宗纯佑统治时期。即自 年到1206年，首尾120年。这是西夏儒学大发展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

在这个阶段里，由于崇宗干顺、仁宗仁孝的大力提倡，西夏儒学获 得了空前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大兴学校，学生人数不断增 多，大力发展科举制度，封孔子为文宣帝，继续购求儒家典籍，并将它 翻译成西夏文。对其中一些经典进行注释，以及设立翰林学士院，来安 置那些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等等。

桓宗纯佑在这段期间，大体上保持了仁孝时期儒学兴盛的势头。他 曾多次开科取士，量才录用。如权鼎雄“凉州人，天庆中举进士，以文 学名授翰林学士”②。被录取的进士中最有名的是宗室齐王彦忠之子遵 顼。遵顼“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纯佑廷试进士，唱名第一”③。

即中了头名状元。在纯佑统治期间，通过兴办学校，发展科举所培养的 人才，质量较高。如公元1203年（天庆十年）九月，西夏派往金朝贺天 寿节的使臣，宣德郎高大亨，“与兄大节、大伦并奉使金国，金人号为 三俊”④。

第四个阶段，自襄宗安全到末主■。即自1206年—1227年，首尾 年。这是西夏儒学的衰落时期。这个阶段在科举方面，开科录取进士， 虽然仍在坚持，如公元1225年（干定三年）三月，“策士，赐高智耀等 进士及第”①，但学校兴办的很不景气，尤其在西夏即将灭亡之际，由于 受到战争的影响，很多学校校址和学宫遭到破坏。以学宫为例，如蕃汉 教授斡道冲死后，“仁孝图其像以祀学宫，俾郡县遵行之”②。但各郡县 ②《西夏书事》卷21。

③《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西夏书事》卷24。

②《西夏书事》卷41。

③《西夏书事》卷39。

④同上。

①《西夏书事》卷42。

②《西夏书事》卷38。

所建学宫，因受蒙夏战争的破坏，所剩无几。“后夏亡，庙学尽坏，惟 甘州仅有其迹，凉州有殿及庑焉”③。西夏境内的学宫残破如此，其儒学 因受战争的影响而日益衰落，概可想见。

三、儒学发展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西夏儒学的特点之一，是汉学与蕃学并存，互为补充形式。自元昊 建国伊始，就既办蕃学，又兴汉学，但以蕃学为主。这种重蕃学轻汉学 的局面，持续到干顺仁孝之时。随着封建生产关係的发展，党项人汉化 的加深，及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统治者对汉学的重视程度，逐渐超过 了蕃学。儘管历代西夏统治者在重视蕃学、汉学的程度上各不相同，但 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始终不渝地推行蕃学、汉学并存的方针，即使在 儒学发展的全盛时期，汉学日重的情况下，蕃学也并未取消。其所以如 此，因为第一，为了适应党项人与汉人彼此学习对方语言和文化的需要。

西夏统治者要想较好地解决该问题，除了编撰出版诸如《蕃汉合时掌中 珠》一类的字典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既兴汉学，又兴蕃学， 为党项人汉人提供彼此学习对方语言和文化的场所；第二，蕃学与汉学 的密不可分的关係如同西夏文与汉文的关係那样，“论末则殊，考本则 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