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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美国总统林登·贝·詹森，在他的回忆录中曾作了如下的记载：

……1963年5月8日，在越南故都顺化公开爆发了反对吴庭艷政府的示威。那天，有8000到1万名佛教徒上街游行，抗议政府禁止他们游行示威和不准他们在佛祖诞生日悬挂佛教旗帜的命令。军队向示威群众开枪，打死了9个人。骚动顿时遍及西贡和其他城市。于是，一个长期充满着紧张气氛的夏天开始了。有一些和尚上街自焚。政府的反应则是派遣警察和特种部队开进全国佛教寺院，逮捕佛教领袖。抗议运动波及大学，然后中学也捲入了，当局逮捕了更多的人。大部分被捕入狱的都是同政府官员、军官和企业家有关的人。对这一政权，特别是对吴庭儒的痛恨，达到了顶点。

在美国代表团中，对于应采取什么方针的问题，有着尖锐的两种不同意见。

在（吴庭艷军队）进攻佛教寺院后，国务院起草了一封信件，于8月24日送到了西贡。这封信实际上要洛奇大使规劝吴庭艷立即采取步骤挽回局势，满足有声望的佛教徒的要求。如果吴庭艷不随即采取措施，洛奇大使奉命向越南主要的军事领袖们提出，美国将不再从军事上或经济上支持西贡政府。这一最后通牒意味着消除吴庭艷及其在政治上十分活跃的妻子对政府所继续起的任何影响，和撤消他们在政府中所担负的职务。要是吴庭艷不同意，美国将不再支持他。如果那时军事领袖们接管政府，我们将予以支持。

这封匆忙而出错了主意的信件，为那些希望吴庭艷倒台的人开了绿灯。一旦大使执行了他的任务，就刺激了政变准备工作的进行。在我看来，这一决定铸成了大错，使西贡在一段时间内陷入深刻的政治纷扰，几乎持续了两年之久。

反对南越吴庭艷政权的政变，最后在甘乃迪被刺前21天——11月1日发生了。吴庭艷打电话给洛奇大使，我们的使节提出了保证总统人身安全的建议，但吴庭艷并无反应，吴庭艷和吴庭儒试图找到愿意保卫他们的军队，结果没有成功。然后，这两个弟兄从宫里逃了出来，躲在西贡华侨区的一个教堂里，但是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就给抓住了。他俩在去越南军事总部的途中，在一部装甲汽车的后部被杀死了。

当我在以后的几星期中深入研究越南局势时，我开始深信，问题要比早些时候的报告所提出的还要严重。我相信1963年的报告有两件事是错误的：一些官方观察家过多地作出了一厢情愿的看法以及毫无批判地信赖越南的统计和情报。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正准备去欧洲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2月初的一个会议。我要他取道西贡回国。途经越南时，我要他调查衝突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并对实际情况作出儘可能精确的估计。他十分乐意地接受了。我认为，我们都感到我们被人错误地引入过于乐观的境地。

1963年12月18日到20日，国防部长耽在越南。21日他在白宫向我汇报，那时我接任总统还不到30天。腊斯克、麦康和其他顾问们也在场。麦克纳马拉的估计确实是悲观的。“形势非常不好，”他说，“除非今后两三个月里有变化，最近的趋势最好也不过是出现一个中立化的局面，而看来更可能的是出现一个共产党控制的国家。”

而当我们进入1964年时，事态的发展证实了麦克纳马拉部长在12月作出的悲观估计。1月末，以阮庆将军为首的一部分官员替代了推翻吴庭艷的军政府。接着而来的是更多的政治动盪。6个月之后，过去退居暮后的教派的敌对衝突重新爆发。从那时起一直到1965年为止，几乎每隔几个月就发生政府的更换。先是军人统治，然后是文职人员统治，然后又是军人统治。开头是一人统治，接着是三人统治，然后是委员会的统治。阮庆将军忽而上台，忽而下台，最后再上台。为儘快地稳定动盪的局势，美国政府很快就承认了新的傀儡政权，宣布恢復对它的经济“援助”，并且毫不掩饰地要求它为镇压南越人民作出“新的努力”。在南越的美军司令部发言人公开宣布，美国要对伪军建立一条更为直接和专门的军事指挥锁链，要求政变集团“在各方面对战争采取新的做法，尤其是在武装部队进行有 效的民众活动方面”。

美国政府的这一手，确乎是阴险的、毒辣的。它妄想以吴庭艷作替罪羊，起用新的傀儡集团，来欺骗南越和全世界人民，便于它更加残暴地镇压越南南方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但是，美帝国主义茎种阴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吴庭艷在南越是极不得人心的。美国人虽然策划政变杀死了他，但是吴庭艷集团的可耻结局，勾销不了美国侵略者欠下南越人是的血债。美帝国主义企图使南越人民相信，它之所以除掉吴庭色，是由于吴庭艷残酷地镇压了佛教徒，而美国政府却是南越人民内救世主。但是，美国颠覆吴庭艷政权的政变，使人民更加深刻地人识到，南越已经完全落入美帝国主义的魔掌，美帝国主义是南越人民一切灾祸的根源，是越南人民的死敌。日内瓦会议9年来，吴庭艷集团正是在美国的扶植下，依靠美国的武器和金钱，维持它对南越人民的血腥统治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一旦美国政府不再需要他的时候，就能够轻易地把他一脚踢开，换上另一条走狗。不管粉墨登场的是谁，离开了美国的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