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本来两点钟开始，但现在越来越拖，拖到了正常人吃晚饭的时间。几天前，首长的午饭是六点钟吃的，创造了最晚纪录。晚饭也相应地往后推，在元首的掩蔽所里喝晚茶的时间一般是从十点钟开始，可现在过了十二点才开始（最晚时到午夜两点才开始），这样一来，到四点至五点之间才能上床睡觉。
一种自然的生活节奏根本已不復存在，然而正是这种自然节奏对身体至关重要。没有一个阶段的习惯过程就从一种境换到另外一种环境，对我来说，不承受一定的精神损失是不可能的。除夕，我们是在第二军官食堂吃的晚餐，当时气氛十分活跃。接着我们像往常那样，被请去喝茶。见到首长时，他已很疲劳，刚谈了一会儿活，他就打起盹来，这时我们不得不相应地安静下来，刚刚出现的欢快气氛一下变得死气沉沉。
近来，首长每次参加三个小时的形势讨论会。前来觐见他的先生们这时神情紧张，不敢流露丝毫微笑。我简直无法向你描述这里的悲观情绪。例如在掩蔽所里，我感到很痛苦，就又回到军官食堂，那里元首护卫队正直的年轻人见到我就看出我刚刚哭过。看到他们我使一下子又哭了起来，他们劝我，让我喝点酒，设法安慰我。他们的努力还是奏效的。待我镇定下来之后，我们便坚定地唱起了激动人心的歌曲：‘我们停泊在马达加斯加，船上染上了瘟疫……’儘管人们一再下决心不再喝酒，但我感到，生活在这样一种得不到任何安慰的环境里，借酒消愁的确是一条唯一的出路。
我现在也不怎么跑步了。一是因天气太冷，二是地上积雪过多，路滑，跑步时总是提心弔胆，所以宁可躺在温暖的掩蔽所里。我们的办公室原是一间空房子，无任何陈设，现在我已将宣布置成了舒适的卧室。不过为此我也费了不少口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我发现了我喜欢的东西，总要设法将它弄到手。现在我的办公室兼做卧室。我再也无法忍受在掩蔽所里住下去了。通风机整夜整夜地开着，一刻不停地对着头顶吹，吹得我的髮根痛。睡在躺椅上虽并不理想，但不管怎样，我的办公室里总算有一个窗户……
……那些不得已在兵工厂干活或是被召到电车和地铁等服务部门工作的妇女们非常艰苦。但比起我们来，她们却有很大的优势，她们在下班后活动自由，可以干她们想干的事情。现在我又在发牢骚了。好啦，到此为止吧……前几天，泽普。迪特里希和迪特尔将军到这里来了两天。他们两位多才多艺，是活跃后方气氛的主要人物……”
后来，我在笔记中写道：掩蔽所里有一个装有通风机的小房间。机器一开，新鲜空气便吹进来，但是它的噪音太大。关掉它吧，人们又觉得空气不好。所以我就睡在办公室里。它坐落在掩蔽所的前半部，室内装有一个窗户。这里没有办公的环境，连固定的工作时间也没有。希特勒常说，人们为他选择了最潮湿、蚊子最多、气候最坏的地方。然而我却觉得东普鲁士还是迷人的，初升的太阳映照着一大片红色的三叶草地，绿色的牧场，蔚蓝的天空，冬天还有处于原始状态的雪景等等。
1942年2月27日我自“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说道：
“……我的同事本来一直给人一种相当稳健的印象，可这种令人不满的生活现在使她的情绪也非常低落。一切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难以避免的问题的良好想法总是过几天就崩溃了。我们的情绪起伏波动。这与不守纪律无关，而是关联着许多其它因素，就此我想三月份再与你交谈……
……天气热了两天突然又冷了起来，白天的气温实际只有17摄氏度，凛冽的东风寒气袭人。这种寒冷对我们来讲也已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磨炼出来了，只是那讨厌的风令人难受。儘管如此，现在我们每天至少要走上一个小时，穿过这个地区，通常一直走到下一个荒芜的村子为止。夏天，这个村子看上去非常令人难受，但是到了冬天，在鬆软的白雪覆盖下它却显得非常浪漫。一天工作之余人们就閒散地呆着。儘管首长常感到很累，然而他却不去睡觉，令人很痛苦。过去，我们经常在晚上放唱片，人们可以沉浸在思考之中，但是，自从托特不幸遇难以后，这种音乐晚会就很少搞了。因为在一起喝茶的老是这一伙人，没有来自外部的刺激，加上这伙人中谁都没有什么特殊的个人经历，所以我们的谈话常常很平淡，令人感到乏味、沉闷。实际上，这种谈话也只能是这样……”
后来，我曾就此做过如下记载：娱乐：每天晚上看电影，下午喝茶。人们从不谈政治。希特勒的影响到处可以感到，人们要么没有主见，要么有主见而不敢说。谁要敢于讲出自己的意见，谁就会被赶出这个圈子。对于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的人来讲，他就是他们的主心骨。
在史达林格勒战败之前，希特勒还时常举办音乐晚会。他喜欢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华格纳的歌剧片段或胡戈·沃尔夫的曲子。音乐一放，他闭目静坐，聚精会神地欣赏起来。同一张唱片他往往播放数次，参加晚会的听众一般都可以熟练地说出唱片的编号。假如希特勒说：“阿依达的最后一幕《封墓》。”那么听众中就会有人把唱片编号告诉仆人：“第一百多少多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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