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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伦敦所见到的敦煌俗文学，内容大概，略如上述。所惜者自己非"敦煌学"专家，只能草率地记录一点。关于敦煌俗文学的真价，现在还不能下何种断论。说到思想方面，自然受佛教的影响最大，表现得最浓厚，如上举的《嘆百岁诗》，就是一个好例。更进一步地去考察，这种俗文学的策源地，原来就是寺院。唐代的佛寺，实在是一个大市场。钱易《南部新书》曾说到长安戏场集于青龙、慈恩两寺；至于寺僧兼营高利贷的营生，不仅有现存许多文件可作证明，唐人小说杂记中也屡见不一见。唐代寺院中有一种名为"俗讲"的，甚为风行。"俗讲"约略相当于宋代的说平话，此中高手以文溆法师为最有名，日本僧圆仁大师游学长安，即曾亲炙风采。据时贤考证，这种"俗讲"的"话本"，大约就是《目连变》一类的东西。敦煌所有俗文学的来源既然如此，其所表现的思想之近于佛教，那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不过从中国俗文学史的立场来看，鄙意以为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材料，对于中国俗文学的演进，至少有两点贡献。第一是题材方面。南宋说话人分四科，有所谓讲经说史之类。而敦煌发见的俗文学内容甚为繁复：以佛经为主题者，有《目连变》、《八相变》、《降魔变》，以及记维摩诘故事的长篇伟着；以历史为主题者，有《汉将王陵变》、《季布骂阵词义》，以及记伍子胥故事的小说；此外取材于相沿的传说，民间的小曲者，不一而足。不仅南宋说话人的分科，在这里已具有规模，所取的材料也上自佛经史传，下至乡里琐闻，无不信手拈来，收入笔底。为宋以后写小说杂剧传奇的人，预先展开一片广漠的新土；这真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史实！

第二是活的辞彙的收集。宋以后的俗文学，无论是就诸宫调、杂剧、传奇，或者是小说而言，其所以能别焕异彩，为中国俗文学史上创一新纪元者，自然原因甚多。据我的浅见，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应当是由于采用一种活的语言作描写的工具。但是用活语言作描写工具，绝不是变戏法一样，可以一下从无中生出有来的，其间一定要经过相当的准备的时期：一方面作收集网罗的工夫，一方面作提炼抉择的工夫。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材料，正是这一种情形的表现。即就《太公家教》来说，这本算不得文学作品，但是其中所有的谚语格言，大约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里边，总可以找出不少的影子来。王梵志的诗也是如此。至于《目连变》之类，有一大部分都是当时日常的语言。因为有了这种的预备工夫，搜集抉择了日常通用的辞彙，后来的小说戏曲才能取用不竭，左右逢源。所以从历史的眼光看来，敦煌俗文学的本身不仅自有其价值，即就中国俗文学史的演进而言，这一个阶段也是必不可少的。

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九日草于英京

（见《新中华杂誌》第五卷第十三号页一二三--一二八，一九三七年七月出版。）

第75节：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5)

7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

中国古乐之亡，说者以为始于魏晋，自是而后，所有雅乐，皆杂胡声。然外国音乐之入中国，亦已久矣。远在成周即已有师、旄人及鞮氏之官，以掌四夷之乐舞。《周礼·春官·宗伯》曰：

师掌教乐。祭祀则率其属而舞之，大飨亦如之。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属焉。凡祭祀宾客，舞其燕乐。鞮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而歌之，燕亦如之。

《孝经·钩命决》曰：①

东夷之乐曰，南夷之乐曰任，西夷之乐曰林离，北夷之乐曰僸。

毛苌《诗传》曰：

东夷之乐曰，南夷之乐曰任，西夷之乐曰朱离，北夷之乐曰禁。

是皆先秦以及汉兴，外国音乐传入中国之可考见者也。至汉武帝时，张骞凿空，中西交通，始有可寻。是时汉之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而由张骞传入中国者，尚有《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之以更造新声二十八解。虽二曲之原辞失传，而二十八解，亦仅存《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扬》、《望行人》十曲，然其声韵悲壮，固犹可见。又就摩诃、兜勒之名考之，则摩诃显然为天竺语Maha之对音，天竺古歌诗有《摩诃婆罗多》（Mah?观bh?观rata）及《罗摩衍那》（Ramayana）二篇，则《摩诃》《兜勒》二曲，或即其一鳞片爪，而为出于天竺者欤？顾无显证，今不具论。魏晋以降，古乐沦胥，外国音乐传入益盛。隋总前代，勒成九部，别为雅俗。其中天竺龟兹之乐，俱各成部，唐益高昌，增为十部，復分立坐，是即燕乐，盖承隋俗乐之遗也。而当时雅乐且承坐立二部之弃余，①其衰可知矣。唐之燕乐，即辽之大乐，为雅俗所共用。故古乐沦亡而后，上承坠绪，而导后来南北曲之先路者，皆燕乐也。②据《辽史·乐志》，则燕乐与九部乐中之龟兹部有渊承之雅，即为西域苏祗婆七旦之声。自隋以来，取其声四旦二十八调为大乐。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姜夔《大乐议》谓郑译之八十四调出于苏祗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语云云。③凌廷堪据此以着《燕乐考原》，谓燕乐之原出于龟兹苏祗婆之琵琶，以琵琶四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