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名日本战俘，没有一个人参与过山下奉文藏金的埋藏工作。
这一点，季里诺总统和贝南西奥·杜克早就知道了，很显然，他们提早审讯过所有的战俘，知道所谓这些战俘参与过藏金的埋藏工作的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当然，与此同时，他们也警告过战俘，不准向任何人说起他们问询过此事。
福光稔一方面做出继续采访战俘的样子，一方面从他们身上脱离出来，开始寻找其他的人。他要寻找的对象，是两个特殊的人物。在日本，他隐隐约约听人讲过，当年，负责山下奉文藏金埋藏工作的，主要是两个军官，一个叫岛田川秀，一个叫松下明子。这两个人在战后——准确地说，自从他们负责这项工作以来，就不知去向了，战后，他们没有回日本，也没有他们在别国定居的消息，总之，他们下落不明。福光稔想，如果能在菲律宾找到认识岛田川秀或松下明子的人，一切问题就都好办了。
他以常人难以想像的耐心和毅力，在菲律宾各处流窜（当然他有一些主要的地点，那就是马尼拉和碧瑶）。结果却令他非常失望。那些菲律宾人，当年一听到日军到来，躲避唯恐不及，只要是日军，就害怕，就痛恨，哪里知道什么大佐小佐？
当然，这是福光稔后来自己向外界透露的信息，事实上，到底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拒绝回答他，或者给他一个失望的回答，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有些研究者认为，福光稔的这一次大规模的采访活动，实际是有所收穫的，不然，也不会有以后的一系列活动。
在这一点上，笔者也曾作过多方调查，似乎还找到了一些当年福光稔询问过的人，当然，他们现在都是耄耄老者了，说话口齿已很不清楚，加上年事已高，生活中太多的磨难，使他们对一切似乎都很麻木。他们不大愿意回答我的问题，我问一句，他们答一句，说出的话，大都是“嗯”、“啊”一类的助词，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我不能因为他们回答的助词而凭空想像，更不敢妄加判断，我的朋友曾取笑我，说为了写这部书，我快被弄得倾家荡产了。这话也不夸张，我之所以把自己几乎全部的家产都投了进去，是想获得每一个细节的真实。战争，是人类生活中的特殊事件，它使人类生活中的各类矛盾集中暴发，把人们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文明摧毁了，同时，也像鞭子一样抽打人们去努力建设新的更加高级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并不全是坏事。我这样说，肯定要引起历经过战争苦难的人们的不满，对此，我深表理解，而且，我本身就是一个坚定的反战者，对那些挑起战争的人，我深恶而痛绝之，这是我感情的一面，然而，我是一个搞研究的人，我不能只凭感情去理解事物。我认为，在这世间，有一个东西与战争相类似，那就是宝藏，宝藏是大多数人创造的，却为少数人所拥有，那些拥有宝藏的人，多为不劳而获者。对宝藏的研究，能帮助我们解剖人类本身的许多瘤疾，许多弱点。因此，我对一切盗墓的行为都感兴趣，我要知道那些冒着死的危险去盗墓的人，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当然，盗墓的行为与挖掘山下奉文藏金比较起来，又显得相当平淡了。山下奉文藏金是战争的产儿，它与战争是互为因果关係的，它比其他的藏宝更具有血腥味。
而且，寻找这批藏金，是世界上好些国家好些亡命之徒几乎一致的行动。可以说，它是一面镜子，一面鉴照人类丑恶的镜于。为了把这镜子背后的东西揭示出来，我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为了证实丸山正雄的得力干将村上井被蟒蛇吞食的情形，我曾3次去日本，采访了千岛。前两次去，她都不愿意提供这方面的情况，一提起二战，提起她们那次寻宝的经历，她就不断地呕吐，可是，我的真诚征服了她，终于使她十分详尽地给我讲述了他们经历的全过程……我虽然不能判断福光稔是否在菲律宾获取了一星半点的信息，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在马尼拉遇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那就是利奥波多·保罗·吉加和班杰明·巴尔莫雷斯。
我相信，读者肯定没有忘记这两个神秘的人物。在他们的手里，有一大批山下奉文藏金的藏宝图。需知，有了这些藏宝图，就等于成功了百分之九十，没有它们，就必须继续在黑暗中摸索。
但是，吉加和班杰明都没有把藏宝图提供给福光稔。福光捻也不知道他们手里有这批藏宝图。很显然的道理是，吉加和班杰明都不愿让过多的人知道他们手里有藏宝图，知道的人多了，他们还能过安稳日子吗？还能在黄昏时分去海滨的石廊上散步枯坐吗？不仅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他们还会遇到杀身之祸！
没拿到图，对福光稔而言并不遗憾，因为他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奢望，他感到兴奋的是，吉加和班杰明都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覆：绝对有山下奉文藏金的存在！
福光稔问他们何以这么肯定，他们的回答是：他们的父亲当年曾给山下奉文将军办过事，他们是从自己父亲口里得知的。
福光稔再问详情，他们异口同声他说：不知道，因为他们那时都还年轻，父亲不可能把这样绝秘的事情告诉他们。
不管怎么说，这大大增强了福光稔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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