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说：大家不要慌，他们发现了炸弹，不是没看见你们俩吗？等等看。
结果第二天报纸就把这事给登出来了，说有人想刺杀摄政王，并认为这是宫廷内部的权力争斗。没人往革命党身上去想，大家长出一口气，这次不行，咱下次再来，载沣这小子能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非弄死他不可。
于是汪精卫派喻培伦去日本搞炸药，派陈璧君回南洋搞钱。他自己则和黄復生继续潜伏在北京找机会，策划下一次暗杀。
可就在喻培伦、陈璧君走后不久，4月16日，守真照相馆突然被大批军警包围，黄復生被捕，与此同时，汪精卫在他的住地“东北园”小区被清兵抓走。
原来，汪精卫这几个年轻人实在是嫩了点——在秘密战线上的工作经验不足，革命警惕性也不高，被清政府耍了。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想到是革命党干的，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宫廷争斗的报导，不过是清政府故意放出的烟幕弹。
警察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製作的。于是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鸿泰永”铁匠铺。铁匠铺老闆稍作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之后，警探严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汪精卫几个被一窝端了……
160、
（5）
1910年4月25日，清国最高法院（法部）按照法律程序，开庭公开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
这可是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载沣的案件啊，竟然得以公审，不由得让人感觉到：梁启超等人的温和改良主张也许还真有实现的可能性。
负责审理行刺摄政王一案的是肃亲王善耆，也就是前文我们提到过的告袁世凯黑状的爱新觉罗·善耆，川岛芳子她爹，时任民政部尚书，统领全国警察机关。
案件的审理过程异乎寻常的顺利。
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铁匠铺老闆一到场，黄復生就只能祭出招牌似的哈哈大笑：连你也来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这是我做的，那个叫汪兆铭的只是我的跟班，不关他的事！
而汪精卫则是这么说的：我叫汪兆铭，我所有的政治主张都发在《民报》上，也就不多废话了。我之所以来北京刺杀摄政王，是因为此举可以振奋天下人心。黄復生他根本就不知情，他是冤枉的。我们在一起相处了月余之后，他发现我的行止有怪异之处，就起了疑心，所以照相馆中的所有人都怕受到牵连，均辞职而去。后来你们搜查照相馆的时候，我听人说照相馆中有事，急忙过去查看。这才知道事情败露。我不忍连累无辜，急忙往我租房的地方东北园赶，准备留书证明黄復生是清白的。没想到还没走到呢，就被你们逮住了。
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是什么罪名，这哥儿俩当然清清楚楚，可临此生死存亡之际，哥儿俩不但不供出同志，还都自认主谋，替同志开脱，希望以此来为对方减轻刑罚。视死如归之心感天动地，真英雄也！
特别是汪精卫，甚至把公开审判的法庭当成了自己宣讲革命道理的讲堂，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指出载沣所倡导的立宪不是放权于民而是巩固君权的假立宪，并大声疾呼：要想实现民主，除了造反，别无他法！
在这里必须得提一下肃亲王善耆，此人应该说表现得很是聪明，他看出了汪精卫唯求一死的决心，于是跟载沣说：姓汪的其实就是想死，就是要以鲜血激起民众造反的斗志和决心，并藉此来鼓舞他们本来已经低落的士气，咱们爷们儿可不能上他的当啊！
载沣听了善耆的话也觉得有理，于是便让善耆酌情宽大处理，不要上汪精卫的“当”，向国人彰显朝廷的仁德之心。
于是，谁也没想到的判决结果出现了——汪、黄二人都被判终身监禁。
善耆是个老糊涂吧？人家汪精卫舍生忘死刺杀摄政王，其“唤醒民众、重树形象”的目的已然达到，这时候你杀了他，既符合法律又能震慑革命党，何乐而不为？你这样假仁假义，结果只能被革命党认为是软弱可欺。
善耆真的不想让汪精卫当烈士吗？No。善耆其实是一个热爱清廷江山的人，他看到汪、黄二人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同时又读了汪精卫的一些文章，顿起爱才之心。作为清廷皇族，他又何尝不希望国家富强呢，他又何尝不希望自己的阵营中多一些汪精卫这样智勇双全的青年才俊呢？所以，他想说服这二人为朝廷所用。
于是，善耆以亲王的身份多次去狱中探望汪精卫，并与汪精卫展开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对话。
肃亲王说：效法西方的民主政体，并不一定非用暴力方法推翻皇权统治不可，何况现在中央政府已经预备立宪了，什么事都有过程，你们为什么不能看到政府的进步？在我看来，三民主义是十分狭隘的，为什么不能五族（满蒙回藏汉）共存，非要搞民族对立、搞排满兴汉呢？现在列强虎视眈眈，你们这么瞎搞，徒增国家混乱，于民何益？
汪精卫是这么回答的：现在载沣搞的这套假立宪根本不是向西方民主政体过渡，反而是将更多的权力向皇族集中，因而我们革命党不能幻想着皇族会主动地交出权力，必须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制重来，建立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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